经学研究

两汉时期经学之风最盛，治学者必先治经学。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封建统治者采纳之后，儒家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儒家的经典著作也就成为学者必读、必研究之书。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在太学之中设置了专门研究《礼》、《易》、《春秋》、《诗》、《尚书》的博士官，这是官办学术研究机构的开始，从此，经学也就成为汉学的中心。汉代的学者，治史者、治古文字者，治文学者，皆以经学为基础。这种现象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历代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很多，有些学者学术成果甚丰，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盛名。

西汉经学家张禹，主要从事《论语》研究。张禹(? ―前5)，西汉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人，字子文。他精通经学，为太学博士。汉元帝时教授太子《论语》，汉成帝时任丞相，封安昌侯。张禹对经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教授《论语》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见解将不同的《论语》传本进行了去伪存真地删节与合编。他原授《鲁论》，后授《齐论》，最后将两《论》合二为一，精心考订，删烦去惑。他将《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删去，合《鲁论》二十篇定为一书，称为《张侯论》。由于此书是由对《论语》研究很深的经学家张禹删减和考订，故问世后为研究《论语》的学者所贵，成为范本。此书由东汉经学家包咸、周氏为之章句后，列于学官，著名的《熹平石经》中的《论语》就是采用了这个版本刻石，由于摹写者成千上万，所以这个版本在当时是最有影响的经典。东汉经学家郑玄将张禹的《张侯论》和《古论》合并成一书，成为今本的《论语》。

作为经典著作《易经》，是对古代八卦符号的研究书籍，而对《易经》的研究，又是经学研究的重点。

八卦是在中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古代祖先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出大自然的变化规律，并将这一规律上升到用符号来表示和解释的高度而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解释自然的工具。八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在中原地区这个环境中进行的，是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八卦相传是伏羲王氏所创，《周易?系辞下》说：“伏羲氏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八卦起源于中原地区的河洛流域，即所谓“河出图，洛出书”。这种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八卦，到商末周初又有了发展，这种发展仍然是在中原大地上进行的。周文王被拘凌里(今河南汤阴北)，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建立了八卦学说，其书即为《易经》。《易经》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它以八卦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生命现象来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又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来促进对人体生命现象及其规律研究的著作。八卦学说是以卦爻、卦辞和图象来模拟、演绎和揭示宇宙万物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内在规律的学说，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学者的重视，被广泛用于政治、军事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但是，一些封建帝王出于个人统治的需要，也有些学者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在对《周易》的研究中揉进了大量的迷信色彩，大大阻碍了《周易》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汉代《周易》被树为经典之后，首先被董仲舒所利用。他把《周易》理论同迷信色彩联系在一起，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得汉武帝欣赏，于是，谶纬之风也随之兴盛起来。汉代经学家京房，是运用《周易》理论来研究灾异现象的典型代表。

京房，西汉宣、元帝时期的经学家，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人，字君明。他受易于梁人焦延寿，官至魏郡太守，元帝时曾将京房的易学立为博士。《续四库全书提要》记叙了历代艺文志对京房著作的目录：“汉书艺文志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释文叙录，京房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录作十卷录一卷;隋志章句十卷，又占候书十种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种二十三卷。按叙录之京房章句，当即汉志之孟氏京房十一篇;隋志之京氏占候书七十二卷，当即汉志之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今尚有京氏易传三卷，则六十篇之仅存者也。京氏长于灾异，易家世应飞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形杀，皆出于京氏。”《汉书?京房传》说他“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这种“六十卦更直日用事”就是把60卦的360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剩下的震、离、坎、兑四卦分主二分二至，这样恰恰是一年;更以当时的风、雨、寒、温的气候定下所卜的吉凶。这种以灾异阴阳释《易》之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连当时的史书也有大量记述阴阳灾变的内容。

东汉时期，由于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经学较之西汉时更有发展。东汉建都洛阳，洛阳的太学则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簪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

东汉时太学立五经博士，并各以家法传授，虽然促进了经学研究，但各家自成一体，交流不多，且多注重字句上的考释发挥，甚至穿凿附会，以致出现经书正文中的一字会有洋洋数百字的释文的现象。各家所授经书是靠手书传抄，不免遗漏脱字，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东汉学者蔡邕等人重新考订六经，使这种现象大为改观。

蔡邕(133―192)，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字伯喈。他先在司徒桥玄府中为官，后补河平长，如拜郎中，校书于东观，迁为议郎。蔡邕认为现行的经典去圣久远，文字多有谬误，加上俗儒的穿凿附会，对后代学者的影响很大，所以于熹平四年(175年)与五官中郎将堂厍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矧上书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汉灵帝允许。经过正定后的《六经》由蔡邕亲手书写于碑，使工匠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石经立后，观瞻摹写者纷涌而至，每天车乘达千余辆，以致堵塞了京城洛阳的大街小巷。这次所刻《六经》，为《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诗经》，共刻于46通石碑之上，为文、书之珍品，却不幸毁于董卓之乱。《熹平石经》的考订和镌刻，是蔡邕等学者对经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东汉还有一些学者在经学方面颇有造诣，在中原学术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在当时享有盛名。许慎(约58―约147)，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字叔重。他博通经学和文字学，当时著名的经学家马融对他非常推崇和敬重。马融时常对人赞誉许慎，说他是“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敢于向经典提出疑问，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举动。他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写了《五经异义》一书，涉及到《五经》中的许多问题，是非常有名的研究著作。此书一问世，即遭到持不同观点的经学家的非议，东汉经学家郑玄就撰写了《驳五经异义》一书。许慎的《五经异义》一书已经佚失，只有部分内容保留在郑玄的《驳五经异义》一书的引文当中，可惜此书在唐代以后也散失了，使我们无法再能看到许慎之书的端倪。

东汉时期的经学家荀爽也是敢于向谶纬之风挑战的学者。他是东汉颍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子第12世孙。荀爽幼而好学，10岁就能通《春秋》、《论语》。他对经学研究很有贡献，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等经学研究著作，还著有《公羊问》、《辩谶》，合并其它叙论编为一书，题为《新书》。

许慎和荀爽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汉代今文学派同古文学派论战中的互驳著述，对汉代的经学研究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东汉时期还有一些经学大师出身中原，其研究成果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周防(今河南商水人)专门研究《古文尚书》，著有《尚书杂记》一书;服虔河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人)，专攻《春秋左传》，著有《春秋左氏传解》;洼丹南阳育阳(今河南南阳县人)，著有《易通论》7篇。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一书质量很高，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大师们的推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者用儒家经典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以求稳固政治权力已不现实，而玄学、佛教却开始充塞当时的思想界，盛极一时的经学此时很快衰落下来。但是由于经学对稳固封建社会的秩序有用，统治阶级还是尽量保住经学在学术界、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黄初五年(224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恢复了汉末王莽之乱中被毁坏的太学，力图使经学重新发展下去，但效果并不太好，到正始年间(240―248)，玄学兴起，经学还是逐步衰落下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原经学队伍中，较为出名的学者有向秀、阮咸、荀?、干宝等人。向秀、阮咸注《周易》，而干宝则经、史皆通。干宝是东晋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他的主要经学研究成果是《春秋左氏义外传》，还注解《周易》、《周官》凡数十篇。 荀?是东汉经学家荀爽之后，涉猎经学、史学，与郑平、何晏等人共同撰写了《论语集注》一书。

东晋南朝时，服虔所著《春秋左氏传解》30卷被立于学官，由于服虔是东汉学者，而北朝的经学家大都崇信汉学，所以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为北朝经师所贵。《北史?儒林传》中指出对南、北朝有影响的经学家及其所长：“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从当时南北方学风来看，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学问，渊综广博。服虔的著作能为北朝经师所贵，足见其质量上乘。

隋唐之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移长安，中原学术界中治经学者甚少，无大影响。

宋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至开封，学术重心也随之东移。宋代经学家孔维、岳珂皆中原人士，他们对经学研究的贡献是对经典著作校订和刻版印行。孔维是北宋开封人，乾德四年(966年)九经及第，后受诏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版行用。岳珂(1183―1234)，字肃之，号倦翁，岳飞之孙。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岳珂参考家藏经学名本23种，对宋代九经刊版反复校验并重新刻版印行，称《相台九经》。清代乾隆皇帝求得其中的《易》、《书》、《诗》、《礼记》、《左传》五经，照原样重刻，称《相台五经》。他们对世传经典反复校验重刻，无疑起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效果。

经学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大衰落之后，到宋又逐渐被新兴起的理学所冲击替代，以后就再难兴起，以致中原学者研究经学者甚少，且无大建树。清代学者治经学者已不再是研究古经学，而是研究汉代学者对经学的研究成果，成为新兴学派――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