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嘉钓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屡遭贬谪，最后病死常州。谥号文忠。东坡诗词、文赋、书画俱成大家。其文学创作包含了丰富的生活内容，能反映民间疾苦，谴责统治阶级丑恶，关心国家命运，汪洋恣肆，“放笔快意，一泻千里”，一洗晚唐五代“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其文自然畅达，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与韩、柳、欧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以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之作最出色。自由奔放的情感，奇幻瑰丽的想象，细腻生动的描绘，隽永深刻的理趣无不在其诗中得以表现。然而以议论、才学人诗，使其诗散文化，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形象性。其词摆脱了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情别绪的藩篱，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革新了词的音律、给词注入了清新朴实、雄健豪放的格调，为豪放派宗师。其文学创作，表现了北宋文学最高成就，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但其作品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亦表现出落后的政治观点和消极情绪。其书擅楷、行，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上追晋唐而自创新意。尝自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又谓其书如“绵里铁”，用笔丰腴跌宕，具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能画竹，也喜作枯木怪石。行世著作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前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祭黄几道文》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景钓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苏轼出生于眉山县城中。其父苏洵是大器晚成的散文家，母程氏亦识翰墨，故苏轼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嘉钓元年(1056)，他与弟苏辙出川赴京应举，次年同榜进士。兄弟联名高中，加之名流对苏洵的举荐，“三苏”一时名噪京师。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苏轼早有许国壮志，因而于熙宁二年(1069)从凤翔还朝时，便卷进了政治旋涡，直至一生。他先是以为新法“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上书进言，不被采纳。于是请调外任，为杭州通判，又改任密州、移知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期间，他一面尽心守职，一面于变法发议论。元丰二年夏，他突然以“衔怨怀怒，恣行丑诋”罪被捕下狱，几死。出狱后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与家人除草拓荒，躬耕其中，自号东坡居士。元丰八年，神宗病故，高太后起用旧党，苏轼得以回朝，迁翰林学士。任上，他拔擢荐举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陈师道等，一时才人毕集，斐然有声。由于苏轼对旧党所为同样直言极谏，因而又遭构陷，他再次要求补外。元钓四年(1089)，出知杭州，建苏堤;后改任扬州，出知定州等地，因朝中不能立足，只得辗转外郡，“团团如磨牛”。元祜八年，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欲砸烂旧党班底，于是苏轼又被当做旧党贬知英州(广东英德)，再贬惠州，再贬雷州，已至海南荒僻之地，“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与王敏仲》)。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宽赦元钓旧臣，苏轼始得内迁，但其时已人老体弱、忧劳成疾，加之长途颠连，遇赦第二年便病逝常州途中。享年六十四岁，历尽升沉一生。作为其时的文坛盟主，苏轼是一位多产和高产作家。其诗2700多首，“吞五湖三江”，包括政治讽喻诗、山水景物诗、哲理和陶诗;取材广泛，立意新颖，诗思敏锐，笔锋爽利，有欲达之语，无难隐之情;且各体兼长，奔放灵动。苏词更是独辟蹊径，除醒人耳目的豪放之词外，如《水调歌头》中秋词、《水龙吟》咏杨花词诸多清旷、婉约之词也是无与伦比。苏词不仅“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而且融化了诗文句法入词，突破了律度而予以创新，使宋词“至轼而又一变”。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其议论文雄辩滔滔，谈锋锐利;其记叙文满纸文彩，骈散交织;小品与杂文更是独具风韵，全从性灵中流出。诸如《上韩太尉书》、《赤壁赋》、《日喻》等，皆为妙品。苏轼之文名波及古今，其诗所代表的宋诗创新，为明清宗宋诗派所推崇;其词独开一派，至南宋成大观，达及清人;其文更为后人所宗法，家喻户晓。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传世。研究资料可参见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商务印书馆)、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出版社)、《东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属四川) 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 “三苏”，同列 “唐宋八大家” 中。苏轼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读到苏轼的答卷，惊喜异常，本来想定为第一，但疑心这是他门人曾巩的答卷 (当时采用的密封卷)，为了避嫌，就判为第二。后来得知是苏轼，这位文坛领袖对朋友说： “我当避此人一头地。” 年轻的苏轼因此名声大震。后来又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科获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其一。据说，宋仁宗对曹皇后说：“我今天得才士一人，名叫苏轼;但我老矣，虑不能用，就留给子孙罢。”他被派往凤翔府任判官(司法官)，三十四岁时就做到了开封府推官 (大法官)。其时，正值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连续两次上 “万言书”，力言新政之弊。苏轼并非反对改革弊政，而是反对王安石新党的激进作法。由于意见不被采纳，苏轼请求外调，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元丰二年 (1079)，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被突然逮捕下狱，罪名是作诗讪谤朝政。苏轼不满意王安石变法，又耳闻目睹新政的种种弊端，形诸歌咏，托事以讽，这是事实，但不是罪过。讽刺时政，这是自《诗经》 以来中国诗歌的传统，“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是历代皇帝也认可的通则。御史李定国、舒?等人深文周纳，罗织罪名，锻炼成狱，不过是想借此打击持不同政见的 “旧党”。李定国之流欲置苏轼于死地，竟摘其《咏桧》诗中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句，穿凿附会，说“龙”是皇帝的象征，应该在天上，诗中说“龙” 在地下，是讽刺皇帝。连宋神宗都觉得太过分，说： “他自咏桧，干朕甚事?”据说，宋神宗曾派人夜间到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回来报告说苏轼酣声如雷，宋神宗说： “这样坦荡的人，怎能包藏祸心?”尽管如此，苏轼还是被判徒刑二年，遇赦，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散官)。苏轼生性豪爽，早年就喜读 《庄子》，曾说：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 《庄子》，得吾心矣!” 在黄州五年，苏轼徘徊于山水之间，游文于佛道之中，筑室于东坡，自号 “东坡居士”。当他来到长江边上黄州人所称赤壁时，遥想当年，故国神游，一面高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面低咏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千百年之下，犹令人想见其潇洒的风采。有朝臣建议起用苏轼，与修国史，但为执政者所沮。宋神宗无可如何，说：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一年后，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汴京，很快便以翰林学士的头衔知制诰，朝廷一系列的重大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这是苏轼一生最风光的时期，当高太后将宋神宗的那一番话语转告苏轼时，这一位历经磨难的诗人感动得泣不成声。但是，他很快又卷入了官场司空见惯的人事之争，自知以他潇洒不拘的性格，难以在朝廷左右逢源，便再次请求外放，出知杭州，后来又转官江南各州。宋哲宗亲政后，改元 “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朝的圣政，新党再次上台，苏轼被一贬再贬，由岭南一直贬到人称 “天涯海角” 的海南岛。这时，苏轼已经是年逾六旬的老人。直到宋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次年病逝于常州。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天才，在诗文词赋书画诸领域都堪称大家。其诗与黄庭坚并称 “苏黄”，为宋诗的代表; 其文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并称 “唐宋八大家”，为古文代表; 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其书画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苏轼诗学陶渊明，学李白，学杜甫，学王维，学韩愈，学柳宗元，学白居易，集众家之长，姿态横生，变化多端，而以哲理、机趣取胜。其文 “如万斛泉涌”，“如行云流水”，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尺牍题跋，也涉笔成趣，令人玩味。但在当时的文坛，苏轼却是以其史论和政论 (奏议)著称，这些为时为事而作的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也许难以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但其议论风生，笔底波澜，却依然令人拍案叫绝。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将 “诗言志” 的传统引入词的创作领域，“以诗为词”，突破词为“艳科” 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和表现手法。苏轼虽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但并没有遁入虚无主义，始终以旷达幽默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即使在平居燕处中，也能时时发现生活的乐趣。他曾经发明一种烹制猪肘子的方法，而且在诗中犹津津乐道： “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这就是 “东坡肘子”，现在成了蜀中的一道名菜。苏轼的生活情趣，由此可见一斑。后人甚至将苏轼诗文杂著中论饮食、方药等文字编为一书，名曰《东坡养生集》。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学识渊博，天资极高，在诗文、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较突出的成就。在文坛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书坛上，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誉为“宋四大家”。苏轼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创见，提出了“士人画”和“画工画”的区别，提倡“画中有诗”的绘画意境;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的绘画在其理论指导下，成为文人画的先驱。他画竹学文同。画枯木怪石，枝干虬屈，石状新奇，不求形似，而借以抒发自己在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情怀。

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钓进士，六年(1061)应制科试，入第三等，授凤翔府签书判官。治平中判登闻鼓院，召试得直史馆。历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熙宁中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因出为杭州通判，徙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因作诗讽刺新法，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详“乌台诗案”)。哲宗即位，召为起居舍人，寻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钓二年(1087)兼侍读，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为洛党贾易等所攻，数月出知颍州。七年，徙扬州，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改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哲宗亲政，出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御史劾其掌制日所作词命“讥斥先朝”、“诽谤先帝”，落职降官知英州，未至，贬惠州(今属广东)安置。四年，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安置。元符三年(1100)赦还，次年病卒于常州。

政治态度与生活态度　苏轼的思想以儒学为根本，而又杂糅佛、道，兼收并采，识见灵活通达。然而他在不同时期对儒道佛各有侧重，其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也呈现相应的阶段性变化。熙宁、元钓两度在朝为官时，他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尽言无隐，锐意用世。他虽属旧党，但主张以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终极目的与王安石并无不同，然而王主张首先变革法制，他主张沿用祖宗之法而首先革新吏治;王主张变法要“立言立行”，他主张渐变;王主张理财、增收，他主张节用、廉取。由于他拘泥于儒家传统的德治、仁政论，与王安石的功利、刑法论发生严重分歧，他激烈批评新法，因此遭到新党的打击陷害。元钓初旧党秉政，他又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因此被一些旧党人目为“王安石第二”，遭到他们的倾陷诬告。神宗、哲宗朝两度被排挤出任地方官时，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便民”，“知命”而“尽人事”，大力抗洪救灾、兴修水利、减赋赈饥、整饬军纪，“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在两度贬谪时期，他把儒家思想中乐天知命、独善其身的一面，与主张万物皆幻、超然世外的佛家思想和主张万物齐一、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调和为一，形成一种旷达洒脱、随缘自适的生活哲学，清静而不懈惰，旷达而不放纵，穷居而不忘节操，对生活看似消极而实则执着。这些独特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也为后世士大夫普遍景仰和仿效。

文艺思想　苏轼是我国古代罕见的文学艺术全才，其诗、词、文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书、画亦有很高造诣，为一代大家。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用，反对“贵华而贱实”，要求“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序》)。他认为文章应该“随物赋形”，即根据内容的需要自由表达而不为形式所拘限，以达到自然流畅、波澜起伏的效果：“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他强调作品应当创新，一种是“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的创新(《诗颂》)，即冲破“法度”自创新意，这与“随物赋形”相关联;另一种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创新(《书吴道子画后》)，即在“法度”的规范之内革新独创。对于文艺创作的若干特殊规律他也多有论及，如“道”与“艺”，他主张“有道有艺”，即既有理论，又有技巧;“心”与“手”，他主张既要“了然于心”(认识事物)，又要“了然于口与手”(善于表达事物)，反对“心手不相应”;“形”与“神”，他主张形神兼到，认为“神似”高于“形似”。他的文艺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苏诗　苏轼诗今存2700多首，内容之丰富多彩，世罕其匹。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遭际曲折坎坷，地位大起大落，这就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诗材和多变的观察角度。其诗大致可分为几个大类：一、社会政治诗。这类大胆揭示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虽然比重不算太大，但作者不论处境如何，终身命笔不辍，而且大声疾呼，嘻笑怒骂，从不嗟老叹穷，这使他有别于白居易，也不同于杜甫。如他60岁谪居惠州时还写下了著名的《荔支叹》，指名道姓直斥争新买宠的本朝名臣，且隐刺“今上”，充分表现了他终生不渝的为民请命的使命感。这类诗中有一些讽刺新法的作品，它们大多用反对派的眼光揭露新法的弊端，但有的诗只是政见的演绎和不满情绪的发泄，颇不足取。二、写景抒情诗。这类诗数量最多，题材的日常生活化是其显著特点。无论山光水色、亲友情谊、人生感慨，还是躬耕劳作、访佛问道、咏物题画，皆鼓舞于笔端。这类诗艺术价值最高，如《和子由渑池怀旧》、《游金山寺》、《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惠崇春江晓景》、《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理趣诗。这类诗歌在对景色事物的描绘中融进某种哲理，不像一般诗歌以形象生动取胜，而是以新颖隽永的哲思理趣取胜，如《题西林壁》、《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东坡》、《慈湖夹阻风》等篇，都是为人称道之作。四、和陶诗。作者追和陶渊明诗124首，除《和饮酒》20首作于元钓中，其余皆作于贬居惠、儋时。除题目、韵脚、字数与陶诗相同，内容几乎全不相干，是作者晚年郁闷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写照，无非借和陶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苏诗各体皆擅，尤长于七古、歌行，七律七绝亦较唐人动荡明快，唯五言近体用力较少。苏诗在艺术上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诗思敏锐，立意新颖，灵动奔放，笔锋爽利，写景、状物、叙事、抒情都能曲折尽意，“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其艺术特色大致可归纳为：其一，形象鲜明，想象丰富，比喻新颖贴切，妙趣横生。其二，喜用典故，语言材料极为丰富，尤善于以意遣事，灵活变化，精当妥帖。其三，纵笔挥洒，自由流畅，在部分品诗、论画、议政、抒怀的作品中往往直写胸臆，议论英发。其四，艺术风格多样化，其基本风格是豪健清雄，然时有飘逸俊丽、含蓄凝炼、精致流利之作，贬居黄州时期趋于清旷简远，贬居岭海时期趋于平淡自然。苏诗为最后完成区别于唐诗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体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缺点主要是有些作品逞才使气，或流于粗率冗长，或用典太多太僻，特别是一些应酬唱和之作为文造情、以文代情，用成语典故敷衍成篇;有些作品议论太过，缺乏形象性和声律美;有的理趣诗一味说禅论道，形同偈语，了无诗味。这些缺点，大体上也是苏轼词的缺点。

苏词　苏轼开创了宋词的豪放一派，为宋词的变革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突破词为“艳科”之藩篱，全面拓展了词的题材和境界。他以比较严肃的创作态度来对待词，不仅以词言情，开掘精深幽微的内心世界，更以词言志，把词笔伸向广阔纷纭的外部世界，无论是怀古、咏史、抒志、咏物、记游、赠答，还是田园风光、宦海感触、哲理探讨、禅机参悦，凡过去只能入诗者皆举以入词，使词不再仅仅是依附于乐曲的佐欢侑酒的工具，而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他还借鉴诗歌的艺术手法，对词的体制进行革新，如：他“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若词格妨碍内容表达，他不惜对句式、句读、字数加以改造;为适应变化了的内容，他把为诗作序的方法引入词里，为许多词作序，使读者易于理解;把诗歌“

括”和“集句”的方法移植到词里，创造了词的

括体和集句体，缩小了诗词界限;在词中大量运用经史子集、佛经道书、笔记小说中的典故和前人诗句，使词的语言和内涵丰富深厚，呈现出与诗相同的面貌;开以词议论之风，或局部议论，或通首议论，一如其诗。由于内容和艺术手法的诗化，其词风也突破了词自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婉转曲折、含蓄蕴藉的基本风格，表现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苏词独创的雄健超旷的风格被前人高度概括为“豪放”，其实他的豪放词各具特色，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慷慨雄壮，《水调歌头?丙辰中秋》高旷超逸，《念奴娇?赤壁怀古》壮阔恢宏，《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突兀奔放，《满庭芳》(“三十三年”)遒劲苍寒，《满江红》(“江汉西来”)壮丽峥嵘，这些首见于词史的风格仿佛“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与有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的传统婉约词风大相径庭。然而在今存约350首苏词中，大多数仍属婉约词，或幽怨缠绵，或和婉舒徐，或妩媚动人，或清新隽秀，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永遇乐》(“明月如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篇，无不在风韵各别之中透露出真率的思想感情和高雅的情趣格调，与多数传统婉约词作异趣。苏词开创了宋词的崭新局面，被赞誉为“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然在当时却被多数人视为“别格”，如陈师道认为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李清照批评苏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词论》)，故和者寥寥。南渡之后，民族危亡，辛弃疾等一批词人取法苏轼，以豪放之词写悲愤激昂之情，蔚然自成豪放一派，足与婉约派分庭抗礼。至于苏词高雅的情趣格调，更是广被南宋词坛，尤其为姜夔等风雅词人所继承。

散文　苏轼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一生写过大量政论、奏议、史论等议论文，其中25篇《进策》和《思治论》、《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贾谊论》、《范增论》等最为著名。它们言之有物，颇具识见，艺术上无不说理透辟，气势磅礴，纵横恣肆，雄辩服人，颇有《孟子》、《战国策》之风。策论和史论中虽有一些大而无当之作、大言欺世的书生之见，但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见解独到，故极受应举士子喜爱，以致南宋时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老学庵笔记》卷八)的谣谚。苏轼的记叙文和杂文大多有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总体成就远在议论文之上。记叙文(主要是游记、亭台记、碑传)最具独创性，艺术价值最高。它们立意构思篇篇出新，如同写亭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喜雨亭记》、《放鹤亭记》无一雷同;善于以寥寥几笔再现最具特征的人情物态，如《方山子传》写陈?的淡泊自得，《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下的阴森奇境，《前赤壁赋》写月朗风清的秋色，《后赤壁赋》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无不表现出作者深邃的观察力和超凡的表现力;善于将描写、记叙、抒情、议论错综并用，使文章富于理趣，如《前赤壁赋》即地感兴，借景寓理，探讨宇宙人生的哲理，达到诗情、画意、理趣的高度统一;文体不拘常格，随物曲折，或散文而杂以韵语，骈散兼行，或赋体而贯注散文的奔放气势，亦文亦赋。大量杂文(序跋、题记、杂说、笔记及书简等)是苏文中独具风韵的部分，无论写亲朋交谊、生活片断，还是品诗评画、讲学论文，大都信笔挥洒，不假雕饰，因事寄慨，自然隽永，最能体现作者坦荡旷达的胸襟和风趣幽默的个性，如《上梅直讲书》、《日喻》、《文与可画癸官谷偃竹记》、《答秦太虚书》、《书吴道子画后》、《答谢民师书》及《东坡志林》中的一些篇章，都是广为传诵之作。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情韵兼胜的笔记，更对主张“性灵”的明代公安派、竟陵派和清代袁枚等人的小品文产生过直接影响。

书画　苏轼是我国著名书法家之一，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早年取法王羲之父子，写得“风姿妩媚”;中年后师颜真卿，笔划饱满，媚中带骨，遂自成一家;晚年学李邕，因又转豪劲。其书肉丰骨劲，外拙内巧，凝重浑厚，秀丽端庄。黄庭坚尝谑称其字“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独醒杂志》卷三)。传世书迹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黄柑帖》、《罗池庙碑》以及一些书札。苏轼在宋代绘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轻视绘画的习气，大力提倡，使不少士大夫对绘画发生兴趣。他首先提出“士人画”的名称，提倡写意，强调神似，认为“诗画本一律”，应当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开辟了一条既有别于院体画、又不同于民间绘画的新途径，对后代文人画的兴盛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是有成就的画家，善画枯木、竹石、丛竹，然见于记载者不及10帧，今存真迹很少，仅有《枯木竹石图》等。

学术成就　苏轼在学术上亦很有成就，为当时“蜀学”领袖。所著《东坡易传》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此书解说《周易》偏重于义理分析，与王弼《周易注》相近。作者相信天命，在本体论上具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精辟的唯物主义见解，如认为“天行健”是靠“不息”(不断运动变化)，强调中庸(矛盾双方的调和统一)，关心人的物质利益(“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这些观点显然与作者的政治立场相应，明显表现出此书“多切人事”的特点，与《周易注》“唯畅玄风”大不相同。陆游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自汉以来，未见此奇特”，朱熹则指责此书“乃释老之说，圣人之言岂尝有是哉!”所著《东坡书传》解说《尚书》要言不繁，驳正陈说，时出新义，对治乱兴亡披抉尤为明畅，受到朱熹赞许。他对医学亦有研究，著有《苏氏良方》，后人将其与沈括的《沈氏良方》合刊为《苏沈良方》。

苏轼著作繁富，主要有《东坡七集》、《东坡先生长短句》、《东坡志林》、《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宋代的苏轼诗词文注本、选本，主要有《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施注苏诗》、《注坡词》、《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北宋文学家。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钓二年(1057年)，试礼部，欧阳修擢置第二。对策入三等，签书凤翔府判官，召直史馆。熙宁中，王安石创行新政，他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他遂请外，通判杭州，再徙知湖州。言者摭其诗语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不决，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他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元钓中，累官翰林学士兼侍读。寻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西湖中南北径筑30里长堤，名为苏公堤。召为翰林承旨，历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出知惠州。绍圣中，累贬琼州别驾。赦还，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后卒于常州。轼为人洒落出尘，既善文，尤善诗、词、书画。是一个文艺大家。著有《东坡集》115卷，《东坡词》1卷，及《易传》《书传》《仇池笔记》《东坡志林》《苏沈良方》《渔樵闲话》《物类相感志》等，(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其诗文词风，以雄健豪放著，为北宋大家。苏轼于熙宁七(1075年)年，徙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在密州筑了“超然台”，并作了《超然台赋》。熙宁九年，苏轼写了著名的《水调歌头 ?怀子由》(怀念在济南的弟弟苏辙)中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这里的“千里”即指从齐州(济南)到密州(诸城)的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