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学说旨要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赵国人。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并吸取了战国时代其他学派的思想，较多地反映了当时逐步取得社会统治地位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学术思想，从以下几方面可见。

文学和道、圣、经的关系

荀子所谓文学的含义，和孔子一样，是指文化学术，他要求人们努力学习古代文献的《诗》、《书》六艺这些合乎礼仪的经典，使自己成为君子。他的《劝学》篇，竭力强调学习的重要，学什么?就是学习记载“先王之遗言”的经典。他对五经作了极高的评价：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对于孔子编订的经典作如此崇高的赞美，在先秦时代仅见于荀子。这种意见对经学昌盛的汉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荀子提到文学，还有另方面的意旨，这就是言辞辩说。他重视言辞辩说的作用，认为具有合乎礼义的言辞辩说，可以产生“说行而天下正”(《正名篇》)的重大作用。战国时代，辩说流行，诸子百家之说峰起，荀子竭力反对“不顺礼义”的“奸言”，主张“虽辩，君子不听”。他攻击惠施、邓析的学说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又指出辩言应该合于“仁”，“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很明显，他主张的辩言礼义也好，仁也好，都是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原则的。

还有，他在《正名篇》中又指出辩说应该合于道。他之所谓“道”，其具体内涵，就是儒家的礼、义、仁等等。当时诸子百家都各有自己的道，和孔学之道不同。荀子借儒家之道正名，指出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等诸家的学说都有其蔽，指出他们的所谓道，都只是“道之一隅”，只有“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礼术足以为先王”(见《解蔽篇》)。总之，学道和言辞必须以圣人及其经典为准则。这实际上是在力主儒家学说为正统。荀子这种意见，是后世文章必须明道、征圣、宗经观点的先驱。在荀子之前的孟子在《滕文公下?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中，曾公开说明自己与别人辩论是为了保卫“先圣之道”，荀子继其后，在保卫“先圣之道”方面，论辩就更为详备而鲜明了，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

乐 论

荀子十分重视礼乐的社会作用。礼在于严肃等级，乐在于感化人心，所谓“礼别异”、“乐合同”，就是要把人心归范到礼的等级序列之中，心悦诚服。荀子认为，在礼法之外，还必须以乐为辅，借助音乐的感化作用，使被统治的人民，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他有《乐论》一篇，论说了音乐的作用问题，提出了不少重要见解。先秦时代，诗乐常常密切配合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所以他非常重视音乐对人们所发生的作用，不但如此，音乐还能够对整个社会的民情风俗甚至国家的安危，发生巨大影响，他在《乐论》中有段很精彩的话，讲明了他的认识：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乐姚冶以险，则民流?鄙贱矣。流?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

基于这样的认识，荀子反对墨子《非乐》的意见。在儒家的诗乐理论中，很重视诗乐的艺术特点及其社会作用，诗歌一方面抒发人们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又反过来对人们的思想感情起到教育和感染作用。因此重视利用诗乐辅佐政治，使人们通过诗乐的感染，容易接受统治者的教化，这就是儒家的所谓诗教和乐教。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积极利用文艺的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并有所发展，对后世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荀子还写过赋和诗。《汉书?艺文志》列孙卿赋10篇(孙卿即荀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汉史家班固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古人是把他们两人看作辞赋之祖的。屈原的作品，本无赋名，真正以赋名篇的则始于荀子。赋的艺术价值逊于屈子，但在赋的发展史上，却很有影响。文史家认为，汉赋的形体源于荀子，辞藻取于楚辞，加之纵横家辞令的影响，终于孕育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汉代辞赋大家，追溯汉赋兴盛的原因，荀子可谓其源头之一。

荀子还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成相辞》是荀子一种宣传道义贤良的通俗文学，所叙述的是尚贤、劝学、为君、治国的道理。体裁是当世流行的一种歌谣式的自由体，他是借用通俗的民歌体裁，来传播他的政治主张的。试看他在《大略篇》中那首歌谣：

欲富乎? 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

这话真带有讽刺的骂世的意味了。

荀子是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曾游学于齐，后因不得志，去楚，楚春申君任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他嫉浊世之政，发愤著书死于兰陵，葬于兰陵。有《荀子》一书遗世。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元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景县)人，早年在家乡读书很勤奋，曾“三年不窥园”，是西汉最主要的思想家。董仲舒在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以贤良对策，得武帝赏识，以至于三册之，被任为江都相。由此可见，当时董仲舒的识见已非同一般。后来辞官家居，朝廷有事，“且使廷尉亲至其家请教”。这更可见他的潜在影响之大。董仲舒在当世思想界所作至关重要的大事，即统一思想一事。他在《贤良对策》第三中向武帝陈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议一出，为武帝所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此后2000多年在中国独尊儒术的局面，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从此百家争鸣声息，儒学一统天下。西汉刘邦封建王朝建立后，专制的中央集权，经历了一个缓慢巩固的过程，至汉武帝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一种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哲学体系。董仲舒对于封建统治所担当的任务，就在于适应当时封建统治者时代的要求和需要，从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基本立场出发，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带有神学唯心主义色彩的封建专制制度系统化理论。今述其政治思想要点于下。

天人合一观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以天为根本观念，天为一切法则之本。凡事无论出于自然或人为，皆以天为根据。“天”是最高的神，万物是天的安排。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熟能当是?”

①

皇帝既代表天意，自然他是万民的主宰，一切权力应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从而论证了“君权”的神圣和至高无上。君权之所以不可违抗，就在于它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不能不看到，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给西汉的统治者以极大的震惊，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假借天威来弥补其统治力之不足。为了巩固中央专制集权，董仲舒很注意以历史的视野来审视秦王朝复灭的历史教训，主张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主张政治上革除秦时的弊政，即所谓“更化”。在他看来，秦行申不害、商鞅、韩非之法，任刑而不尚德，所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秦又许民卖买田地，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耕富人地，纳税十之五，穿牛马衣，食猪狗食，自然要逃亡山川，转为盗贼。汉朝如沿袭秦法，循而不改，富人依仗高官厚禄势力，与民争利，“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掠夺无度，贪得无厌，迫使“民日削月?(窘缩)”贫者穷急愁苦时，自然“民不乐生”，也不避死，自然会引发人民的反抗。所以，他说如果继续秦的法制而不改变，必然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不可收拾。董仲舒善于从历史的教训中给封建地主专制王朝找寻稳定统治秩序的方略。他提出了德和刑并用，重视德治的统治原则，主张限田――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主张“盐铁皆归于民”，不许官吏与民争利;主张“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他的限田主张，渗透着可行的经济思想：“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致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致于忧。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制度》)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孔孟的礼义仁德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以维持和巩固封建王朝政权的。他一方面宣称君权神授、君权来自神权，要人民俯首听命于这种神权、君权的摆布，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过分残暴加以限制，天对天子用符瑞或灾异以示赏罚。他说《春秋》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能对人民有好处的皇帝，天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皇帝，天就要夺去他的皇位。这显然是假天之意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进行不同的说教，其着眼点还是在于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尽管如此，在中国西汉小农经济基础上所建构的封建中央集权王朝制度，才刚刚建立不久，还有待长期发展和巩固下去的社会形态下，董仲舒的上述思想，是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其一方面的进步意义的。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思想中的所谓“道”，即封建的等级、伦理、秩序，作为封建秩序根本原理的“道”，是万古长存、永恒不变的，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表现在封建伦理道德上的规范便是“三纲”“五常”，其中的主从关系是永恒不可变易的。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礼”“经”，就是封建秩序的体现，就是“道”，这是一万年也不会有一点毛病的，所以他说：“道者，万世亡(无)弊。弊者，道之失也。”然而社会毕竟有治乱的不同，怎么解释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呢?董仲舒认为，社会所以有治乱的不同，是因为执行“道”时出了毛病，为了再使之归于正“道”，就要“改制”，或实行“更化”。“改制”只是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则的范围内，在一些政治或经济措施上作一些具体的修补和变通而已。有弊，是因为离开了“道”，去弊改制正是回归于道，封建秩序本原的“道”是不能变的，要变的是因背离了“道”而出现的弊端。

伦理教化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认识论也表现在他的道德观方面。他认为履行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就是人性符合于天的意志的表现。认为人的本性情欲是上天赋予，人性像天，比如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这是天施之于人的。天有阴阳的属性，人也有贪和仁两种品质。人的仁，即善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阳的方面;人的贪，即恶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阴的方面;人的性体现了天的阳，人的情体现了天的阴。性可以产生善，情可以产生恶，主张以性控制情，才能抑情欲以应天。在董仲舒看来，人性虽然体现了天的阳的方面，可以产生善，但这只是说有产生善的可能，并不就是已成为现实的善。他巧妙地设喻说，性好比是禾，善好比是米;性好比是茧或卵，善好比是丝或雏。米虽出于禾，但禾并不就是米;丝或雏虽出于茧或卵，但茧或卵并不就是丝或雏。同样，善出于性，但性并不就是善。那么怎么达到把人性善化?需要设制度施行教化。所以他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举贤良对策》)只有圣人设制度施行教化，使人情欲少，回复到天的意志，然后才可以成善。简而言之，董仲舒认为人的本性情欲是上天赋予的，人有为善的材质，但必须经过圣人的教化，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董仲舒又认为，天创造出来的人的本性是不相同的，分为三品：一是情欲很少，不教而能善的，这叫“圣人之性”;二是情欲多，虽教也难能为善，只能为恶，这叫“斗筲之性”;三是虽有情欲，但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这叫“中民之性”，“中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须借圣人的教化达至善。斗筲之性是大逆不道的。在他看来，只有具有圣人之性的统治者，才能充当“治人者”和教化的立法者。这样，董仲舒就把帝王根据天意，奴役教化人民，论作为上天所安排的上下主从位置，这正是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神圣化，把封建政权之不可移易绝对化。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是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人性论的发展和神学化，它是后来韩愈的性三品说的由来。

董仲舒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先秦孔孟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五伦。董仲舒把它发展为“三纲”，利用神权论证它的绝对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而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他依据他的神学的“阳尊阴卑”理论，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妻”、“子”、“臣”完全是为了配合“夫”、“父”、“君”的存在而存在的。在他看来，这种封建社会的绝对统治和服从的秩序，如同天地的阴阳一样不可改变，完全出于天意。所以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就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法则。这套伦理道德观，不仅是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统治的理论基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毒害和奴役实在是太深了。

在历史观方面，他继承了战国末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邹用“五行相胜”的学说来解释各个朝代的兴亡。黄帝尚土，为夏尚木所取代;夏尚木，为殷尚金所取代;殷尚金，为周尚火所取代;周尚火，继周而兴的朝代应该是尚水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覆，以至无穷。董仲舒继承其说，提出“三统”更迭的历史循环说(所谓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他认为历史上夏王朝是黑统，商王朝是白统，周王朝是赤统。三者依次循环，改朝换代)。董仲舒认为，三统循环，改朝换代，必须实行诸如“改正朔”之类的制度改变，如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新王改制，用以表示一个新的皇帝重新受天命统治人民。但是，这只是封建统治形式上的改变，绝不是改变它的内容和实质，若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一概尽如故，是不能改的，王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在统治术上，他主张德刑并用，为神化这一点，他把德刑同阴阳、四时相比附，夏主生，冬主杀，生为德，杀为刑。冬不可废，刑也不可废;夏不能代冬，德不能代刑。君主要牢牢把握德刑二柄，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这样，君就不成为君了，权就可能被人夺走。所以他相应地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和豪族权势的建议，加强皇权，以强干弱枝，大本小末。所以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用来对付农民起义、缓和阶级矛盾和控制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精神武器，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和接纳是很自然的。他这一系列主张，完全是为了适应巩固封建秩序和皇权的需要，因此他的思想自然也为封建统治者推为正统，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郁郁乎文哉，董子之说可谓大矣。

中国自春秋末年到西汉时期，是由分裂逐步趋于统一的历史时期，思想学术之说，也由百家之争而趋于互吸优长集众家之说之势，秦时《吕氏春秋》一书，西汉《淮南子》一书，就杂采了先秦各家之说。董仲舒一面袭用自古流传的天道思想，又继承孔子的道德说，融汇为以他的天人合一观为哲学思想基础的封建专制理论，他的思想学说，不仅在西汉，乃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界，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建筑在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和专制政局基础上的一座玄秘之塔。

董仲舒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又《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董仲舒《春秋繁露》17卷，又《春秋决事》10卷。现存《春秋繁露》17卷82篇(内缺文3篇，实存79篇)，大体上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本子。《春秋繁露》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所编纂辑录而成的。现在通行的版本有武英

聚珍本(原刊本，《四部丛刊》本)，卢文?校本(《抱经堂丛书》本)。关于《春秋繁露》的注释，有?曙的《春秋繁露注》(原刊本，《畿辅丛书》本)和苏与的《春秋繁露义证》(原刊本)，都可供参考。严可均辑的《全汉文》中辑录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以外的单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