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壮观的城市建设

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经济文化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具有政治中枢、军事堡垒、经济都会和文化中心数重作用的城市的大量兴起，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秦国，由于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达及人口的增多，城市建设也迅速发展兴盛起来，出现了以下三种类型的城市：一是先后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国都，如雍城、栎阳、咸阳等，属大型城市;二是作为地方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的县邑，如杜、郑等，属小型城市;三是兴起稍晚但规模较大的郡级行政机构所在地郡治，如蜀郡成都、汉中郡南郑等，属中型城市。郡治县邑不仅是一方行政中心，也是区域性经济都会，在秦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限于篇幅，本节仅将秦都雍城、栎阳的城市建设规模与形制作一简单的勾勒描绘，兼及一般城市的商业活动情况。至于战国中晚期的秦国和秦王朝时期的国都咸阳，后文将有专节叙述。

图46 秦军各式铠甲

1. 高级军吏铠甲 2. 中级军吏铠甲3.骑兵铠甲 4.步兵铠甲 5.低级军吏铠甲

(1)西部大都会――雍城

雍城作为秦国的国都开始于秦德公元年(前677年)，结束于秦献公二年(前383)徙都栎阳，共历十九代国君294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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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

秦国之所以长期以雍城作为国都，其原因就在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因素及交通极为便利的条件。雍城位于今关中平原西端的凤翔县境内，它东接周原，南临渭水，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农业和手工业传统。雍城又南控通往汉中、巴蜀的孔道，北扼河西走廊的门户，东南沿渭水可直达黄河岸边，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商业经济也比较发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明确指出：“秦文、孝(德)、缪(穆)居雍，隙陇蜀货物而多贾”。秦国以雍城为都，既占据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又全面吸收周文化遗产，因而得以迅速兴旺发达，不断向四方扩展领土，而雍城本身也发展成为闻名天下的一大城市。

从秦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史记?秦本纪》)这一史实看，雍城建设似乎先筑宫室，后建城郭。据文献记载，秦国的历代国君先后在这里修建了四座豪华宏伟的宫殿，分别称为大郑宫、?阳宫、蕲年宫、橐泉宫，组成非常壮观的宫殿建筑群。《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时西戎使者由余来到雍城，看到这些豪华壮丽的宫殿，发出了如下感叹：“使鬼为之，则劳神矣! 使人为之，则苦民矣!”此外，雍城中还建有大型宗庙、仓库、各种祭祠等建筑。

在近年来对雍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发现3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为研究当年雍城建设的整体布局与规划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马家庄一号建筑群是秦国的宗庙遗址，其中包括祖庙、昭庙、穆庙3座宗庙，以及中庭、回廊、散水、大门、围墙等重要建筑遗迹，总面积约为五六千平方米，在中庭还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其中有人、牛、羊、车、马等祭祀物。整个建筑座北朝南，结构严谨凝重，明显带有西周宗庙建筑遗风。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先秦时代，宗庙是国都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建筑设施，许多国政大事往往是在宗庙中研究决定的。据考证，当年楚国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庭”，终于感动秦哀公发战车500乘驰援楚国的著名故事，就是在雍城秦国宗庙里发生的。雍城二号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建筑群东侧，破坏较甚，尚未发掘，但根据已暴露的迹象看很可能是一个多重院落的宫殿建筑群。三号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建筑群西侧，也是座北朝南，四周绕有墙垣，由五重院落组成，总面积达21000多平方米，是一组布局规整、气势非凡的大型宫殿建筑群。由此可见，史书上所记载的雍城宫殿建设豪华壮观状况是真实可信的，并无丝毫夸张的成份。

1976―1977年，在凤翔姚家岗还发掘了一座秦国春秋时期储存天然冰块的库房，容积为190立方米，这就是《诗经》中所提到的凌阴建筑。储藏如此之多的冰块，一是供秦国统治者夏天降温，二是供其死后冰尸防腐。这座凌阴的发现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居住在雍城的贵族日常生活的某些情形。

关于雍城的城郭及街道，经过本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勘查和发掘，已初步勾勒出其规模和面貌。雍城平面大致呈正方形，东西长约3300米，南北宽约3200米，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四周的城墙墙基最宽处为15米，最窄处为7.5米，城外有宽达20多米的护城壕，在西城墙北部还发现了一座城门遗迹。城内除大型宫殿建筑群及一般平民居住区外，还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各四条大街，每条长约3000米，宽达15―20米，相互交错成井字形。雍城的建设规模与气魄，超过了当时东周天子所居的洛阳王城，对以后秦都咸阳的规划与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雍城之南不远的三?园，在春秋时期称为“北园”，地势坦荡辽阔，林木郁郁葱葱，是秦国君主的墓葬区和贵族的狩猎游乐场。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13座秦公陵园共32座大型墓葬，并以10年的时间发掘了其中的一座(详见下章)。这些众多的秦公陵园也是雍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雍城既是秦的国都，也是春秋中期迅猛崛起的中国西部一大经济都会和文化聚源。穆公曾直接从雍都调出大批粮食救济晋国灾荒的事实，说明当时雍都附近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城内有巨量的粮食储备。在宫殿遗址和墓葬中发现数量众多的青铜建筑构件、青铜礼器及铁制工具和大量的陶器，则说明当时的雍都无疑拥有规模较大、产量可观的青铜器手工业作坊、冶铁作坊和陶器制造作坊。再从穆公时期雍都已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贾人”之文献记载与城内遗址中出土远在100多公里之外的咸阳生产的器物之考古资料看，雍城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也有所发展。在文化科技方面，当时的雍城不仅集中居住着大批文化程度较高的贵族，而且出现了名扬天下的医学家、相马专家等。甚至连当时的关东强国晋国之两代国君都专程派人前来雍都求医，齐国名医扁鹊也千里迢迢赶到雍都学习和交流医术，并最终落脚于秦国。

当秦国徙都栎阳之后，雍城虽然失去了国都地位，但仍不失为秦国境内一座大型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秦国君列祖列宗的祭庙和陵寝均在此地，一些重大的典礼仍在此举行。如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典礼即是在雍城蕲年宫举行的。

(2)北却戎狄、东通三晋的栎阳

栎阳，在今陕西咸铜铁路闫良东站附近，它作为雍城之后、咸阳之前的秦国都城，只有短短的34年的时间，故其城市建设较为简略。根据初步勘查钻探结果，栎阳城遗址南北长2200多米，东西宽1800米，四周有宽约21米的夯筑土城墙，共开6座城门。城内仅有3条大街，即南北向大街2条，东西向大街1条，最长的一条大街长2200米，宽10.7米。城内建筑遗址还发现有大量的瓦砾堆积，据估计当年的栎阳城可能也有大型宫殿建筑群，有一般居民区和商业区。但总的看来，栎阳城的建设是质朴而简陋的，它既无旧都雍城诸般宫殿建筑系列完整、布局紧凑的豪华壮丽的气魄，亦无新都咸阳各大型宫殿建筑群星罗棋布、绵亘数里的恢宏无比的气势。这一切都说明秦国以栎阳为都城，偏重于其作为东进拓展领土的战略总指挥部的有利的地理位置，而无长期以此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设考虑。

秦国以栎阳为都的时间虽较为短暂，但历史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使秦国首次实现了国都的东移，有利于向东发展。在栎阳发生的献公新政与商鞅变法是秦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事件，尤其是商鞅变法，最终实现了秦文化的巨大历史转折，为以后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当秦国于公元前350年将国都迁往咸阳后，栎阳仍为全国数得上的几座大型城市之一，经济速度发展很快，商业贸易活动也比较频繁。据云梦秦简记载，战国末年栎阳城设有“二万石一积”的巨大粮仓，粮食积贮量仅次于“十万石一积”的都城咸阳而高于全国其它大、中、小型城市。直至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还称赞栎阳地理条件的优越和商品交换活动的发达：“栎阳北却狄戎，东通三晋，亦多大贾”。1963年，栎阳遗址出土了1件秦国的铜鍪，内有刻有各种记数字纹的金饼8枚，每枚净重五市两，经鉴定含金量达99%，成为当年栎阳经济繁荣的实物例证。

(3)城市商业活动一瞥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城市越来越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城市里集中居住的且日益增多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非生产性或消费性人口，他们所需要的大量奢侈品和部分日常生活用品，须通过商业渠道得到满足。因此，城市里专门从事商品交换和买卖活动的场所“市”愈加兴盛起来，商业活动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愈来愈占据重要的地位。

由于秦国经济传统的影响，国内城市商业活动兴起较晚，直到穆公时代国都雍城里才出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贾人”(见《说苑?臣术》)，并有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见《史记?秦本纪》)。同关东一些先进的诸侯国相比，秦商品经济还是甚为落后的。

在迁都栎阳后的第六年(前378年)，秦献公颁布了“初行为市”的政令，明确宣布允许在国都及其他城市里从事商业活动，并专门设立了市场，给商人以合法的地位和固定的活动场所，促进了秦国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此后商鞅变法虽宣布秦国以“重农抑商”为主要经济形式和基本国策，对从事商业活动者进行了一些限制和打击，但城市里必要的商业活动仍然保留了下来，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战国末年，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和道路交通的空前发达，秦国商业经济与商业活动也日趋繁荣，给后世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首先，秦国城市里的市场建设和管理比较完善。战国末年，秦国的大、中、小城市都有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市，如秦都咸阳就有咸阳市、直市、平市、军市和奴市等。这些市一般都建有围墙、市门和列肆。当时的市区围墙称作“赆”，将市区与城内的宫殿区、居民区隔绝开来。围墙上开有市门以供出入。吕不韦就曾以相国的身份公布《吕氏春秋》一书于“咸阳市门”，以煊耀权势。市门在云梦秦简中又称作“赀”，并有“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赀外”的条文规定。市场内部，商肆一般依商品种类而排列出售，故称为“列肆”。云梦秦简《金布律》即有“贾市居列者”之说。《华阳国志?蜀志》也有关于张若为蜀郡守时在成都整顿市场，“修整里赀，市张列肆”的记载，这当是仿效秦国通行的做法。秦国官府管理市场贸易诸项事务的官员称为“市官”，其下有长、丞辅佐。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按时启闭城门，维持市场秩序，征收市税，管理商品价格和商人市籍等。此外，秦律还规定所有“贾市居列”的商贾，都要按照城中居民什伍法的编制编为什伍，并每伍设立一个列伍长，随时同市官联系解决本列伍中的事务。在市场中无论是官府直接经营的商品还是商贾私人出售的商品，都要系秽标明价格，以方便顾客购买和市官检查物价(见秦简《金布律》)。

其次，秦国商业活动的繁荣还表现在一般城乡居民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云梦秦简《日书》是流行于秦国中下层社会的选时择日、推吉卜凶之书，里面留下了一般城乡居民从事商业活动的大量记载。如“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简804)“卯，猎，贾市吉。”(简814)“货门，所利贾市，入货吉。”(简849)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书》还反映了秦国妇女经商的情况。如：“庚寅生子，女为贾。”(简875)这一资料同《史记?货殖列传》中巴寡妇清经营工商业致富的记载相印证，说明秦国妇女从事商业活动并非个别现象。总之，从云梦秦简《日书》中的大量记载来看，在城市市场内从事商业活动的除一些富商大贾外，也有许许多多的处于秦国中下层的一般城乡居民，他们或者购买日常生活必需用品，或者出售自己所生产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从而使市场里的气氛愈显闹闹嚷嚷，商品种类也更加丰富。

再次，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在秦国社会的广泛使用，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商业活动的繁荣。战国末年，秦国已有了统一的货币――秦钱，是一种圆形圆孔、文为半两的铜币，普遍流行于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秦国对盗窃犯判刑处罚的轻重，是以窃得物品价值多少来决定的。秦律规定，平民盗窃值110钱的，耐为隶臣;值660钱的，黥为城旦。盗窃桑叶不盈一钱的，赀徭三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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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其作用已由商品流通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城。由于官府铸造的钱币有精有粗，有美有恶，一般市民在从事商业活动时难免有所选择。对此，秦国统治者宽以强制命令的手段硬行推行官铸所有钱币：“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见秦简《金布律》)

综上所述，在以“重农抑商”为主要经济形式的秦国，商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集中表现为城市商业活动非同一般的繁荣。那种认为秦国由于抑未而导致商业经济一贯落后的传统观点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