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铜是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最初人们发现的是天然铜块，并用以锻打成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后来人们才逐步发明了冶炼技术。天然铜和早期冶炼的铜一般比较纯，颜色为紫红色。这种红铜质地软，熔点高，熔液粘性大，不易制作容器。后来人们发现，在冶铜时掺入一定比例的锡或铅，不仅可大大降低其熔点，而且还可增强其硬度。由此便产生了青铜。这种合金青铜熔点低，熔液流动好，便于制作容器。而且合金铜的光泽度和耐腐蚀性均大大优于红铜。在合金铜中，除铜铅锡合金的青铜外，还有铜锌合金而成的黄铜，铜镍合金的白铜，以及磷青铜等。铜器是泛指用铜或合金铜制成的工具、武器、容器、乐器、车马器和装饰工艺品等。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以其制作规模之巨大，造型之精美，花纹之繁缛、镂刻之精 工，铭文字体之丰富多样而在世界上享有极高之声誉。

中国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前曾有个漫长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过程。在距今6 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曾发现过质地不纯的黄铜片。在距今5 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中曾出土过青铜小刀。但这些铜器的发现还仅仅是零星的。大约在距今4 500年左右，中国进入到铜石并用时代，各地出土的铜质工具和装饰品较前一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加，尤以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最为突出，但此时还不知道有意识地在冶炼铜器时掺入一定比例的合金。

距今4 000年左右，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史传夏禹铸九鼎，以象九州，此后被夏商周三代奉之为国宝。考古发现证实，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已具有一定的铸造水平。除去刀、锥、铃等小件铜器外，还有戈、戚一类兵器，爵、角、?一类铜礼器。但这时铜器的胎很薄，器表也大都素朴无文。在二里头遗址还出土有镶嵌绿松石组成花纹的铜牌，极精美。在中原以外，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的北方夏家店 下层文化、西方的四坝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铜器，种类主要是小件铜器和装饰品。足见中国铜器的起源是多元的。

商代的青铜铸造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铜礼器的种类和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商代早期的铜礼器造型均模仿陶器而来，种类有鼎、鬲、?、、觚、爵、?、?、卣、甭、盘等10余种。铜器表面普遍装饰有花纹带，一般为结构较简约的单层花纹，线条略显粗笨。最常见的是饕餮纹和云雷纹。从铸造看，已普遍使用多块陶范组成器型一次浇铸完成，尽管商代早期铜器的器壁还比较薄，但这时已具备了铸造高达1米的大型方鼎的实力。商代晚期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的铜器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是空前的，造型新颖、器质厚重。新出现的器形有方彝、壶、豆、觯、盂、觥和车马器。器表多饰结构复杂的双层花纹，有的花纹甚至重叠多达三层。主题纹样有饕餮、夔龙、蝉、鸟等。有铭者渐多，一般为族徽之类，晚期之末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短篇铭文。晚商时出现了不少动物造型的铜器，它们采用圆雕或高浮雕的形式，将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相结合，其中最常见的是鸟兽尊，如?尊、?卣、象尊、牛尊、犀尊、羊尊等，均造型生动，手法不凡。此类器物表面均饰繁缛复杂的花纹，像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三连?也都是前所未见的王室重器。最能说明商代青铜冶铸水平的是司母戊大方鼎，它高1.33米，重875公斤，高大浑厚，工艺复杂。经定量分析，当时已能比较熟练地掌握铜、锡、铅的合金比例。商代青铜器的种类还有武器、工具和乐器。商代铜器的出土地点除了以郑州、殷墟为代表的王畿之地外，还有一些方国铜器群，它们除了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还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

湖南是历年出土商代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尤以湘北的宁乡一带最集中，著名的有四羊方尊、高达70厘米的五件大铜铙，分别铸有虎纹、象纹和兽面纹。还有人面纹方鼎、豕尊和戈卣等。

陕西汉中城固县的?水河两岸先后发现晚商铜器400余件。著名的有两件高50余厘米的方?，通体饰繁密的花纹，制作十分精致。此外还有铜人面具、怪兽面具、双龙纹戈、虎纹钺等地方色彩甚浓的器形。

山西、陕西两省相邻的黄河两岸也不断出土商代晚期的铜器，尤以山西石楼一带的发现为突出，如桃花庄曾发现一组15件的铜礼器，其中一件兽形觥，造型奇特，通体饰精美的花纹，为商代铜器中之精品。特别是这一带的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带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两座祭祀坑中出土了一批与真人大小相若的古代巴蜀青铜雕像。种类有青铜立像、坐像、跪像、人头像、人面具、青铜虎、青铜爬龙柱和铜容器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铜面具高64.5厘米，两耳间宽138.5厘米，特别是直径11厘米的两颗眼珠暴突于眼外达14.5厘米，炯炯有神直视前方，两只造型奇特的兽形大耳向脑后上方高高竖起，其嘴硕大无比，嘴角上翘，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而整个面部神态又给人以威严冷漠的感觉。另一件最大的青铜立像，高172厘米，赤足站在一90厘米高饰满花纹的方形台座上，此人头戴高冠，脑后拖一长长的发辫，身着左衽长服垂至膝下，双手一上一下合抱于胸前。这座铜像重达1 000斤，为商代晚期大型铜器之一。广汉这批珍贵的铜器充分显示出3 000年前巴蜀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冶铸水平亦不一般(图354、图355)。

1990年江西新干县一座晚商大墓出土铜器480余件，种类包括礼乐器、兵器、农具、生活器皿等。其中一件铜?高110厘米，极为罕见。还有高达60厘米的四羊?，双人面铜面具，立鸟双尾铜虎。特别是带把觚、槟、短剑、单翼镞、靴形器、犁铧等为全国各地商代遗址所不见。再有16件兽纹扁足鼎，耳部均为虎的造型。此外，这里发现的乐器、工具的地方特色亦十分突出，这一切构成了赣江――鄱阳湖一带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

西周定都丰镐，随政治中心的转移，青铜工业的重心亦随之西迁。这一时期的铜器大量出土在陕西周原一带。西周前期的青铜手工业继承了殷商的传统，铜器除有细微变化外与晚商大体一致，同属青铜时代的盛期，但在规模和数量上又有增加。西周中期以后，国力由盛转衰，铜器的形态和组合发生变化。比较明显地是铜礼器中的酒器减少，列鼎、编钟的形式出现，?、庇、?、剑等新器形产生。铜器表面流行比较简朴的带状花纹，最常见的是窃曲纹、重环纹和瓦棱纹，显得朴实舒畅。西周晚期铜器铸造技术趋于草率，列鼎和编钟的数量增多，常见的器形有鼎、鬲、、尊、盘、?等。 西周中晚期铜器制造技术也有一些革新，如一模翻制数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再就是发明了焊接术。西周铜器中的精品有陕西淳化出土的大铜鼎，高122厘米，为迄今所见最大的西周铜器(图356)。再如山西闻喜县出土的“刖人守囿挽车”，为凤纹厢式无辕六轮车，前车门旁为一断左足裸人拄杖扶门闩，厢盖钮为一蹲猴，四角各配一可转动的鸟，车厢四周攀伏六兽，下缘两伏虎各抓两轮，全车可转动部位多达15处。此车仅长13.7厘米、宽11.3厘米、高9.1厘米，小巧精致，表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西周铜器的珍贵价值突出地反映在铭文上，从西周早期便开始出现长篇铭文，如小盂鼎铭文达390字，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多达497字。其他铸有重要铭文的还有利簋、何尊、史墙盘等。这些铭文所记内容广泛，包括当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少铜器因铭文而成为断代的标准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铭文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周初曾分封一批诸侯国，诸侯国的铜器与周王室一般并无区别，但在中原以外的吴越、巴蜀地区和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均有比较突出的地方色彩。

东周时列国兴起，诸侯割据，青铜器可大致划出以 三晋为代表的中原区、以齐鲁为代表的海岱区、以燕代表的北方区、以楚代表的南方区和以秦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其中尤以秦楚两国的地方特征最为突出。秦国偏安于关中一隅独立发展，铜器风格承西周传统而自成一系。楚国文化发展极快，早期受中原强烈影响，但随着国力强盛、羽翼日 丰，很快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对周邻诸国及长江下游施加影响。总之，东周铜器的发展变化大体反映了周王室衰微，群雄霸起，新旧势力斗争加剧这 一社会变革趋势。春秋早期尚保留西周时的格局，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进入中国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其变化主要表现在铜器形态的变化和新的工艺技术的产生。这一时期，分铸法进一步发展到器身与附件单独制模，焊接法普及，方块模印法印铸花纹兴起，导致蟠螭纹这一装饰风尚的流行，复兴了铜器花纹繁缛富丽的潮流。再就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在铜器表面镶嵌技术错金银、鎏金银和画像线刻等新工艺，将铜器装扮得更加富丽堂皇、美不胜收。特别是使用细线锥刻手法描绘采桑、宴飨、狩猎、战争、乐舞等社会生活场景的画面，十分珍贵。如四川成都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壶，山西长治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铜豆，洛阳金村出土成组的错金银礼器、错金银铜镜，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龙凤方案、错金银虎噬鹿器座、银首人形灯，江苏盱眙出土的“陈璋壶”等等，均是此类工艺中的杰出代表。这时期的冶铜成就还反映在使用失蜡法溶模技术铸造铜器，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图357)、铜鼓座等，均运用失蜡法铸出极纤细精巧的立体蟠螭纹，层次繁复，令人叹为观止，由此可证中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失蜡铸造法的历史。从器形看，这一时期铜器造型标新立异，玲珑精致，如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山西太原出土的“莲盖方壶”、“鸟形尊”等，均以其新颖的构思展示出一种革新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观。然而物极必反，从战国中期以后，素面铜器开始流行，追求素朴无华遂成一种风尚，这表明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与铜器的日用化有密切关系，铜器开始讲究实用性，缘此像敦、奁、灯、炉、?斗、带钩、镜这样一些日常生活需要的新品种应运而生。除铜礼器外，东周时的乐器主要有编钟、编槟、铙、铎和逶于。尤其是信阳楚墓的钮钟和随县曾侯乙墓的编钟最为完整且规模宏大，经测试，每钟可发两音，音色纯正，其中心部位12个半音齐备，这些青铜乐器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时期的乐律学，也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铸造水平。日常用具中最能反映工艺水平的是带钩和铜镜。战国时铜镜制造以楚国最为发达。兵器中的精品当推吴越一带，如吴王夫差剑、吴王夫差矛、越王勾践剑，均做工极佳，至今仍锋利无比。东周铜器的铭文都很简短，以字体论，中原诸邦端方秀美，秦国工整效古，吴楚修长秀丽，有时使用鸟虫体。此时铭文已从书史转为一种装饰品。这时的铜器种类还有用于传达命令、调遣兵员作为信物的虎符和印玺一类。

秦立国仅15年，在铜器上它继承了战国秦的素面传统，铭文字体亦大致相同。由于秦始皇统一后随即统一了度量衡，这类铜器实物在考古中不断有发现，一般在器表均铭刻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的诏书铭文。最能反映秦代铜器制作水平的莫过于秦始皇陵出土的两辆彩绘铜车马。每乘车均驭四马，各有一铜御官俑，其尺寸取自真实车马人的二分之一，结构十分复杂，由3 000余部件组装而成，除青铜外还使用了少量金银饰件。车厢内外绘有变形龙凤、云纹，制作装饰极为精巧华丽。铜车马是研究当时宫廷舆服制度和车制的宝贵实物资料。此外在秦兵马俑坑发现大量的秦代铜兵器，其表层大多作了铬盐氧化处理，以增强合金抗腐蚀的能力，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成就。

汉代铜器中礼器、兵器锐减，生活器皿剧增，而且形制和类别有很大变化。主要器类有鼎、锺、壶、钫、釜、鍪、斗、灯和熏炉。特别是一些器物定型后便固定下 来，如酒樽、博山炉、斗和洗即是。 日常用具中最习见的是灯和熏炉，尤其是灯的式样极多，且不乏精品，如满城汉墓出上鎏金的“长信宫灯”，广西合浦出土 的“凤鸟灯”，甘肃武威出土的“十二枝灯”，山西朔县出土 的“雁鱼灯”，贵州兴仁出土的“蟠龙连枝灯”，江苏邗江出土的“错银铜牛灯”等。汉代新出现的铜器还有案、熨斗、书刀、砚盒、镇及计时的铜漏。由于铁器的普及，汉代用铜制作的兵器主要是弩机和镞，度量衡类有尺、量、权，乐器类有钟、钲、铎、铃。汉代的铜镜制造业十分发达，与战国不同，这时在镜背多铸铭文，由于不同时期镜上的花纹图案和铭文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遂成为考古研究中一项断代的标准器物。汉代在有些地方还保留有用铜制车马殉葬的现象，如武威擂台汉墓的铜车马仪仗俑多达99件，在南方的四川、广西也出土有这一时期个体较大的随葬铜马。总体看，汉代铜器注重实用，纹样朴素简约。但王侯贵族多使用镶金嵌玉、鎏金银的铜器，如河北满城汉墓出上的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等，均是汉代铜器中难得的艺术瑰宝。再如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鎏金铜马、鎏金银青铜竹节熏炉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绝佳作品。总之，汉代的造型艺术粗犷雄隽，富于夸张，甘肃武威出土的 马踏飞燕，可以说是汉代造型艺术在铜器中的代表作。

新莽时期的铜器与秦代相似，以度量衡类居多。这时复古之风极盛，青铜器大都质地精良，制作规整。

在中原地区以外的周邻地区，存在着数支与汉式铜器有着完全不同风格的边地青铜文化。在北方的长城沿线，从商周至秦汉活跃着匈奴、山戌、鲜卑等游牧民族，他们使用的铜器主要是武器、工具和装饰品，如各种不同类型的青铜短剑、动物首的刀、削、动物纹牌饰、圆雕的动物饰件以及鹤嘴锄、斧等为代表的 工具。他们所使用的炊器为一种立耳深腹的铜?，有浓郁的骑马民族特色，其下限一直延续到北魏。西南地区的四川从商周起便受到中原的强烈影响，但后来这一带铜器的地方风格 主要表现在兵器 上，如戈、双耳矛、柳叶剑、圆刃钺等。而且在铜器上经常模铸一些符号，人称“巴蜀文字”。容器中的鍪、釜、甑应为蜀人的传统器形。云南滇池周围的滇文化极有特色。在战国延至西汉的石寨山遗址，出 上有滇王之印，可证其族属。这里出土的铜器异常丰富，独具特色的有贮贝器、牌饰、铜鼓、铜葫芦笙、铜锄、铜钺、铜俑等，最有意义的是铜贮贝器上的房屋模型、祭祀、战争、乐舞、生产的圆雕作品，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不可多得的了解滇民族历史的形象资料。滇文化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在合金技术、“失蜡法”浇铸、鎏金镀锡、错金、线刻及镶嵌工艺方面，均具有很高水平。此外，这里还有不少单体的圆雕、透雕作品，尤以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最为著名。再如云南呈贡出土的“五牛铜提筒”和“八人缚牛扣饰”也很有代表性。华南地区的汉代铜器(图358)流行一种纤细匀称的花纹，在造型和工艺上有不少独特的作品。如广西出土的竹节铜筒、羊角钮钟、铜鼓、干栏式建筑模型，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编铙等。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武器和工具，造型更为别致。总之，中国边境地区的青铜文化十分复杂，而且在汉代这一时期，都发展到了盛期。

中国青铜器到了东汉末年已接近了尾声。魏晋以降，铜器已基本被其他种类的器物取代，唯铜镜依旧流传下来，至唐代仍有不少新的工艺品种产生，如螺钿镜、金银平脱镜等等。作为千家万户的日常用具，铜镜的生命力一直沿续到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