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一种物质物理结构的创造性活动。发明陶器的途径至今所知甚少。不过陶器的发明绝非偶然，它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陶器的质地比瓷器松软，具有明显的吸水性。其种类包括生活器皿、生产工具、随葬明器和工艺美术作品及建筑材料几大类。

中国在距今1万年左右发明了陶器，是世界上最早产生陶器的地区之一。一般而言，陶器的发生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实行定居、经营农业生产有必然的联系，故中国古代有“神农耕而作陶”的传说。陶器的原料是粘土，制作时需经制坯、晾晒，最后用火加热至一定温度使之烧结成形。由于烧造工艺上的差异，陶器会产生不同的颜色。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还要在陶土内掺入一定的细砂、植物叶茎等，以增强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陶器自发生以后经历了手工捏制、泥片贴塑、泥条盘筑、慢轮整修、快轮成形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烧造上由最初的平地堆烧、平地封泥烧到采用半地下式窑烧，使窑温逐渐升至1 000度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陶器的质量。

陶器发明后，很快便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在新石器时代，它几乎无所不在。如生产中用于收割的陶刀、狩猎的陶弹丸、捻线制纱的陶纺轮、揉制皮革的陶锉;生活上，从烹饪、饮食、汲水到储藏等等，陶具也是缺一不可(图111);在精神领域则有陶哨、陶埙、陶鼓、陶响球这样一些用于愉情的乐器，还有一些反映原始宗教内容的女神塑像、动物塑像等。此外，陶器还广泛地用于随葬的明器。最初，陶器仅仅为了满足人们的实用目的。进而人们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创造出了不可胜计的陶制 工艺品，这又使陶器无可争辩地享有造型艺术先驱的地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便是世界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株奇葩，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像青海大通出土的人物舞蹈纹盆、甘肃秦安出土的人形彩瓶、河南临汝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等，均是不可多得的史前艺术珍品。此外还有大量模仿动植物造型的实用工艺器皿，如仰韶文化的船形壶、鹰鼎、葫芦瓶，大汶口文化的猪翳、狗翳、兽形壶，马家窑文化的人首器盖，红山文化的女神塑像，良渚文化的水鸟壶……等等。在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发现有堆放着数千件陶塑雕像的窖穴，种类有狗、猴、鸟、羊、大象、兔、人抱鱼、鸟骑兽、龟、?、鸭等等，件件古朴生动，憨态可掬。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奇。到了距今4 500年左右，由于轮制技术和密封陶窑的使用，陶器的颜色从以前的红色为主一变为灰黑色为主，质量也大大提高，出现了一些空前绝后的陶器精品，如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杯，漆黑油亮，陶胎仅厚0.3～0.5毫米，在器表和柄部还刻出纤细的纹饰和不同形状的镂孔。其工艺技术达到了古代制陶术的顶峰。这种器物显然是由专业陶工使用了特殊的技术才完成的，并且是服务于社会上层人物的奢侈品。

夏商周三代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陶器依旧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代表这一时期陶器工艺水平的有原始瓷和硬陶，以高岭土制坯，烧成温度达1200℃，吸水性已不十分明显，其性质已接近后世的瓷器。特别是商代晚期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为原料，质地坚硬，器表周身刻有与青铜器相同的花纹，图案精美，造型秀丽，颜色皎洁细腻。刻纹白陶均属礼器，所见有簋、鼎、尊、?等，数量很少，大都集中于当时商王朝的国都 ――安阳小屯，足见当时亦弥足珍贵。这些陶器发展史上的杰作，商代以后即消失了。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达，陶器生产更加集中，也更加专业化。这 一时期，在中国北方广泛使用的是灰色陶器，除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大量用于随葬。在长江以南则流行印纹硬陶、灰陶和原始瓷。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千差万别。人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也大相径庭，表现在陶器的种类和装饰上也是差异甚大。至战国末期，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陶器中开始逐步出现一些共同的因素。

自秦代开始，烧造陶俑以供社会上层人物丧葬之需的风气日盛。秦始皇兵马俑可谓登峰造极之举。在已发掘的3个俑坑中排列着与真人大小的陶武士俑7 000余具(图295)、战马100余匹。其数量之大、形体之巨、制作之精，令人折服。这一布局严谨、气势磅礴的庞大军阵既展现了秦王朝军队的编制、兵种和装备，也体现了秦军“坚甲利兵”、“勇于公战”的精神，似乎再现了当年秦始皇带甲百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史实。这批陶俑的制作程序十分复杂，需按不同的部位翻型、粘接、套合并雕刻成形。在人物设计上还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身份和相貌，力求与实物相 一致。此外，在这些武俑、战马的表面还绘有不同颜色的彩绘，这 一切充分显示了秦代艺术的写实风格以及当时陶器制造业的雄厚实力。

汉代皇室 王侯亦大量殉葬陶俑，规模数量之巨依旧十分可观，在西安、咸阳、徐州等地均发现随葬数以千计陶俑的王侯墓。这些汉代陶俑身高仅60余厘米，周身绘白彩为地，再用朱黑两色绘出五官、发髻、服饰等，造型端庄秀丽。最近在西安市以北的阳陵发现了汉景帝刘启的陶俑从葬坑。占地面积达9.6万平方米，初步估计埋在地下的陶俑数量在秦始皇兵马俑的5倍以上。特别是在西安市还发现了当时烧造陶俑的官窑;所出陶俑全身赤裸，以男性为多，与阳陵所出完全 一致，看来当时在使用这种陶俑时需根据不同要求穿着服装后再下葬。

秦汉时期开始流行在墓葬中随葬 一种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陶明器。最初仅有谷仓、炉灶，后来扩展到几乎无所不包，如高楼宅院、农田、陂塘、井栏、碓房、猪舍以及各种人物、家畜、家禽等等，有的还在器表绘有精致的彩色花纹，其中不乏艺术精品。如成都出土的说书俑、济南出土的彩绘杂技组俑等，造型洗练夸张，表情俏皮生动。这些都是了解汉代社会民俗风情的绝好的形象资料。

汉代制陶业的一项突出成就是釉陶的发明。釉陶的烧成温度仅达800℃上下，内胎砖红，由于釉料中含有大量氧化铅，故又称“铅釉”。汉代釉陶的釉色多为浓厚的黄色和绿色，釉层清澈透明，色泽莹亮光滑。由于火候低，这类釉陶不宜实用，仅用于随葬明器，器形多为仿铜礼器、动物俑像等等。釉陶的精品当推甘肃武威擂台汉墓所出的一件高达1.05米的五层绿釉雕楼院落模型(图346)。

秦汉时期人们的生活用陶器基本继承了战国以来的灰陶系统，并且愈来愈具有统一的风格。

建筑用陶是陶器中的一个分支。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已发现有火候不高、且形态不甚规整的建筑用砖，胎心黑色，表皮红色，代表着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发明。后来在中原龙山文化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又发现有灰陶的陶水管，此类器物在后来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中也有发现。商代晚期已出现三通陶水管。西周时出现陶瓦和圆形瓦当，它标志着人类建筑形式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春秋时逐渐出现了陶制的方形、长方形薄砖，至此，建筑用陶的基本门类已大致确立并迅速发展起来。战国时，列国流行半圆瓦当，上面均模印有生动的花纹图案，区域色彩甚浓。如燕下都之饕餮纹、齐临淄之树木双兽纹、秦咸阳之云纹等。此后这一传统代代相随，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一大特色。秦汉以降，流行圆形瓦当，其上除模印花纹外还书印文字吉语，时代特征亦很鲜明。如汉魏之吉文，唐之莲花、宋之兽面等。其中汉长安城出土的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图案精美雄隽，堪称此中之神品。

利用砖建构墓室之风初见于春秋战国阶段。秦代已有在陶砖上模印出骑射、宴饮场面的画像空心砖装饰墓室。特别是在东汉至三国阶段，成都平原一带盛行一种画像砖墓，这种墓是在墓室内墙壁上镶嵌不同的浮雕画面内容并施以彩绘的砖。目前所见画像砖内容多达五、六十种，其题材主要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产，墓主的生活经历、社会风俗和神怪故事等。这些画面均采用浮雕手法表现，气韵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有些地区一直流行画像砖和彩绘砖一类的墓葬，如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南京一带拼嵌有模印出人物故事的大幅砖画墓、甘肃嘉峪关一带的魏晋彩绘砖画墓等，均十分著名。

三国至南北朝，由于瓷器的逐步普及，制陶业呈现明显的衰败景象。日用器皿大大减少，陶制明器虽仍十分流行，但质量已远不如汉代。这一阶段在江南一带流行一种堆塑有楼阁人物的陶罐。在北方地区，低温釉陶器已具有较高水平，品种花色也增加了，出现了黄、褐、绿三色同时并用的多色釉，这为后来唐代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以北朝最为精美，它在继承汉代艺术的传统上又吸收了佛教艺术的养分，注重神态的刻划，形式也较丰富。种类有文官、武吏、男女侍俑、伎乐俑、驼、马和镇墓兽等。

在汉代以来低温釉陶的基础上，唐代出现了著名的“三彩”陶器。它以白色粘土为原料，用含有铜、铁、锰、钴等元素的矿物作釉料的着色剂，由 于釉料中含大量铅，可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使各种着色金属氧化物颜色互相浸润扩散，形成斑驳不一的美丽彩釉。同时，铅还可以增加釉层的光洁度，使其更加鲜艳明快。唐三彩的釉色以黄、绿、白、赭为主，蓝黑色甚少但极名贵。其中尤以黄、绿、白三色最为常见。三彩的类别大致分随葬明器和雕塑品两种，仅有极少数生活用具。三彩的器物造型种类包罗万象，是唐手工业中门类最丰富的。唐代盛行厚葬，三彩明器便应运而生，而且发展速度极快，开元时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随葬的三彩人物、驼、马，无论形象刻划，还是釉色点染，均表现出唐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水平(图347、图348)。从造型上它一破魏晋时那种受佛教造像影响的束缚，追求完美、逼真。其中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作品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在丝绸之路沿线和海上交通线上许多地区，如日本、苏联、伊朗、叙利亚、伊拉克、苏丹、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唐三彩出上，这足以证明在当时它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紫砂是一种质地细腻的无釉细陶器。所用原料属于高岭土―石英―云母类型。其特点是含铁量较高，颜色有赤褐、淡黄和紫黑等色。紫砂器初创于宋代，明中叶以后盛行。其中最受宠者是茶壶。这显然与当时盛行的饮茶之风有密切关系。此外，用紫砂制作的雕塑和其他工艺品也很有魅力，如玩具类的香盒、花杯、辟邪、镇纸等小件器物。明代一些民间巧匠制作的紫砂工艺品极其珍贵，以至于后代多有仿制品。

陶胎琉璃器也是以铅为助熔剂，以含铁、铜、钻、锰的物质为着色剂，再配以石英而成。一般采用二次烧造，即先烧好素胎再施琉璃釉，再经低温釉烧而成。明代为琉璃制作的大发展期，超越以往历代。建筑用琉璃器遍及皇家的宫廷院落、陵墓、宗教庙宇、佛塔供器等等。其代表作为明代洪武九年在山西大同市内雕造的琉璃九龙壁。这是 一个以九条龙的浮雕和屋脊琉璃瓦斗拱，包括四周图案镶边组成的大型照壁。全长45.5米，高达8米。除建筑用琉璃外，明代宫廷还烧造各类琉璃器皿。

明中叶以后在山西晋南一带还流行一种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其胎质与琉璃一样，釉的配方也大致相同，但助熔剂用的是牙硝。山西所产的法华器，一般为小件花瓶、香炉、动物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器一般为黄绿两色，法华器则以紫色和孔雀绿为主，并缀以黄、白、孔雀蓝等花色，艺术效果极为独到。

中国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其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陶器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釉陶并进而发明了瓷器，成为一种特有的创造，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是一种土质瓦器。主要原料为粘土。制作工序有制胎、干燥和烧制。类别有上釉器与不上釉器两种。多制成日常使用的器皿，如盘、罐、碟、碗等，亦可用作居室陈设品。所含成分不同使其色彩有白、青、褐、棕等之别。风格朴拙、古雅，制作历史悠久，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灰陶、彩陶、黑陶、几何印纹图陶等，由此标志人类文化的开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制陶时温度的加高使陶器成为瓷器的产生之源。著名的陶器产地有：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广西坭兴、云南建水、安徽界首、山东淄博等。

明代陶器的生产，以宜兴窑和石湾窑为代表。宜兴窑在江苏宜兴县的丁山和蜀山镇，以制作紫砂陶而著名。紫砂陶，原料采用紫砂泥，色泽紫红，不挂釉，呈现陶泥本色。陶器多施以线刻，以刀代笔，线条自然流畅。器物以茶具尤其是紫砂壶最为有名，式样繁多，塑制精巧。石湾窑在广东佛山镇，以生产陶器为主，并仿制钧窑，釉色浓厚，称为“泥钧”。此外，明代山西阳城、长治、平阳以及河南、陕西等地还生产法花釉陶制品。这种制品，又称珐华，花纹轮廓用高起的凸线，再饰以蓝、紫、绿等釉彩。

当代陶器，以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四川荣昌三地最为著名。宜兴，素有“陶都”之称，代表产品为紫砂陶，以茶具最著名，另有钧陶、精陶、陶塑、青瓷，合称宜兴陶瓷的“五朵金花”。钧陶胎质坚致，釉色绚丽，产品有陶台、凉凳、鱼缸等;精陶胎细体轻，洁白光泽，产品有茶具、酒具、餐具等;青瓷釉色晶莹，端庄敦厚。石湾陶器以陶塑最为有名，工艺风格为部分上釉、局部露胎，陶胎和釉色形成色泽对比，另有新开发的花釉瓷等。荣昌陶器，以安富镇鸦屿村出品最精，产品有壶、瓶、罐、坛、茶具、酒具、玩具等，并以泡菜坛闻名中外。此外，云南建水、广西钦县的无釉磨光陶，安徽界首的彩釉陶，湖南铜官的绿釉陶，湖北麻城的褐釉陶，黑龙江绥棱的镂空黑陶，河南洛阳的仿唐三彩等，均为当代陶器中的知名品类。

一、庐江楼船

秦汉时期，我国的木板船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汉代水师中的楼船是其中著名的船型，它的设计和建造是当时造船技术高度发达的显著标志。楼船船体大，甲板上建楼数层，“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史记?平准书》)。其具体形制，据东汉刘熙《释名》记载：“ (楼船) 上屋曰庐，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 又在其上曰爵 (通 “雀”) 室，于中候望，若鸟爵之警也” (王先谦 《〈释名〉 疏证补》 卷七)。即甲板上第一层船舱称 “庐”，模样像房子; 第二层称 “飞庐”; 第三层称“爵室”，样子像(搭在树上的鸟)巢，可派人在上面站岗放哨，观测敌情。此外，船上航行设备的配置也非常先进。它利用帆作补充动力，可增强楼船作战的续航能力;船尾装柁 (舵)，便于灵活操作，掌握航向;用橹划船效率比桨高，使船只进退迅速，等等。各方面情况表明楼船确实是一种性能优良的船舶，因而成为西汉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名副其实的。

楼船的发明制造，是因为军事的需要。汉武帝时，在经略南方，平定百越的过程中，为对抗南粤 (今岭南地区) 船战，乃下令设计制造了这种能适应远征作战特点的大型战舰 ( 《史记?平准书》)。而郡治位于今安徽庐江县境内的庐江郡，既有长江之利，又地处战争前线，因此中央政府特在这里设置了专门负责生产楼船的楼船官(《汉书?地理志》)建造楼船，训练水师，以备调用。楼船船体大，其制造工艺较一般船只要复杂得多。作为汉代水师楼船的主要生产基地，庐江楼船非常形象具体地展示了那个时代安徽地区造船技术的先进水平。至于有汉一代庐江楼船的生产规模和出产量，因史籍失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 《汉书?南粤志》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一次出兵南粤即动用“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往讨之”的情况来看，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是不难想像的。值得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技术先进的楼船战舰，使得汉军船行数千里，深人粤地，攻城拔寨，为汉王朝平定叛乱，最终统一南方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而江淮人民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汉书?严助传》)。

二、江淮漆器

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它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我国是最早开发利用天然漆资源的国家，生产和应用漆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具体到安徽来说，考古材料表明，早在西周时期的屯溪 (今黄山市) 土墩墓中就发现了漆器残迹( 《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又据史籍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宋国蒙 (今安徽蒙城县) 人庄子，年轻时曾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 (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表明当时安徽漆业生产的规模已经很大，政府把它列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设专人进行管理了。这一时期安徽江淮地区长丰、舒城、潜山、六安等地的墓葬中经常有漆器出土，其中舒城秦桥楚墓出土的器漆有盒、耳杯、盘、奁等，特别是大漆盒上错金铜扣花纹，生动流畅，堪称当时的工艺美术精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同时也表明漆器工艺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汉代是我国漆器制造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漆器应用拓展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影响力。安徽也和全国一样，漆器的制作无论在制胎、髹漆，还是在造型、装饰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引人注目。这一时期安徽的漆器，在江淮大地时有发现，成批出土，且品种齐全，器型丰富，精品迭出。其中主要有：

1975年在天长县(今天长市)北岗汉墓群出土漆器123件。器形有杯、碗、盘、案、奁、盒、勺等，均制作精巧，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器表都彩绘各种云纹、几何图案及各种神禽异兽。奁盒口沿装饰银扣，贴金银箔动物图案。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鸭嘴柄漆盒、双层银扣彩绘漆奁、双层月牙形彩绘漆盒等，鸭嘴柄漆盒的盖和器身做成鸭形，有纽相连并可开启，设计意匠别致新颖( 《考古》 1979年第4期)。

1977年在阜阳县 (今阜阳市) 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漆器114件。器形有耳杯、盘、奁、卮、壶、木笥、弓、箭、箭?、?、盂、瑟、匕、鸠仗等，胎骨多为夹?胎。漆器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件古代天文文物： 一件太乙九宫占盘，是第一次发现; 一件六壬?盘，属已发现最早的;还有一件为28宿圆盘，这为我国天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为难得的是，此次出土的多数漆器底部有针刻篆书涂朱铭文，这些铭文除刻有墓主“女(汝)阴侯”外，还刻有器物的名称、容量、制造年代、司造官吏和制作工匠姓名等内容，如“女阴侯盂容斗五升六年库已工延造”，表明这些漆器是汝阴侯府自设的漆器作坊的制品 ( 《文物》1978年第8期)。

1986年在霍山县西汉墓出土较为完整的漆器有40多件。器型有奁、盘、钵、几、耳杯、梳篦盒、木骰等。胎骨以木胎为主，胎质厚重，黑漆朱绘，主体花纹为云气纹，另有走兽、凤鸟及各种几何图案。另外还出土了髹漆彩绘陶器。漆木骰为古代六博用具，比较少见，在安徽是第一次发现 ( 《文物》 1991年第9期)。

1991年在天长县 (今天长市)三角圩西汉桓氏家族墓群出土漆器140余件，其中一号墓就出土89件。器形有各种形状、大小不同的漆盒、多子奁、案、几、?、耳杯、勺、盆、虎子、壶等，品种丰富，装饰精美。彩绘色彩鲜艳，有各种变形的云纹和形态各异的飞禽、走兽，并装饰银扣，贴金银箔动物图案，显得格外富丽华贵。而妆奁用的多子奁均为套装，在一件大的漆盒中，放置多种不同形式的小盒，既紧凑又和谐，将有效空间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卓越的设计思想。此外，值得提及的是，此次还发现了一套28件木工工具，出土时与4件漆盒整齐叠放在一长方形大漆盒中，有铲 (1件)、斧 (3件)、锯 (3件)、锉 (1件)、钻 (3件)等，均为铁质。这套木工工具种类齐全，保存完好，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为汉代科技史的研究提供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次考古发掘以其出土文物之丰富精美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 《文物》 1993年第9期)。

1992年在潜山县彭岭汉墓群出土战国晚期至西汉的漆木器共80多件。器形有耳杯、案、几、木俑、奁、盒、盘等，木俑上均彩绘。同时还出土了一批髹漆彩绘陶器 ( 《文物研究》 第8辑)。

1996年在巢湖市放王岗西汉吕柯墓中出土漆木器500多件。器形有耳杯、盒、盆、奁等，其中绝大多数为耳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鲜为人知的嗜酒习俗。

此外，在合肥、六安、寿县等地也出土了一些汉代漆器( 《文物》 1960年第1期)。

从上述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安徽的汉代漆器，不仅数量多，品种丰富，而且制作精致，工艺考究，形制典雅华丽，堪称我国古代漆器的瑰宝。

三、铅釉陶的烧制

铅釉陶是以铅的化合物作为基本助溶剂，约在700℃左右即开始熔融，属低温釉。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美丽的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和棕红色 (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116页)，而内胎常呈砖红色。这种低温铅釉陶是汉代烧制的一种新的陶瓷产品，它不仅有着翡翠般美丽的绿色，而且釉层清澈透明，釉面光泽强，表面平整光滑，光彩照人。目前在汉墓中发现的铅釉陶全系丧葬用的明器，未见实用器物。低温铅釉陶于西汉初期首先出现在关中地区，东汉时期江淮地区流行烧造。安徽涡阳焦窑出土有一件东汉绿釉陶楼，高114厘米，通体施翠绿厚釉。楼为方形，四层，向上渐次缩小。一楼有回廊、通道; 二楼有陶人; 三楼有菱形网格方窗;四楼顶为四阿形，内置鼓。每层楼的屋顶皆做出瓦垄形，檐角有凤鸟点缀，各楼层间有楼梯相通。二楼两边立柱与三楼连接处有突出的熊头柱饰，有前台、后台两部分，两侧有门供出入，门上饰有铺首。前台共有五个陶人，一人在前作倒立杂耍，后面一排四人在奏乐。关于此楼的性质，有戏楼、市楼二说。这件绿釉陶楼，形体高大，结构复杂，是研究汉代低温铅釉陶、楼阁建筑及生活习俗等难得的实物资料。汉代铅釉陶中还有一种器物表面泛一层银白色金属光泽的品种，俗称之为“银釉”。此实际上是因为其长期埋于墓土中，釉质发生变化的结果。安徽蚌埠市曾征集到一件东汉绿釉陶坐俑，通体施绿釉，表面泛银色，高27.3厘米。坐俑为胡人女性形象，浓眉、深目、高鼻，口微张，面带笑，头戴杯式高冠，身着长衫，席地而坐，怀中坐一儿，故又可称为母子俑。此俑造型简练，形象生动，母子情深，给人以非常亲切之感。

铅釉陶的烧造成功，是汉代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之一。由于铅釉熔融温度范围比较宽，熔蚀性比较强，可以避免石灰釉系中比较常见的 “桔皮”、“针孔”等缺陷，同时釉层中无气泡和大量残余晶体的存在，使釉层清纯，表面平整光滑，富于装饰感。古代建筑中光彩夺目的琉璃瓦显然是这种铅釉技术发展应用的成果之一，而后来的唐三彩等釉上彩陶瓷工艺正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是西藏从古至今经久不衰的器具之一。藏族人平时总习惯围坐在火炉旁喝茶聊天，盛茶的陶壶放入牛粪火灰中，就能保持一定温度，不凉不烫。陶器中，仅酒具就有酿酒具、背酒具、饮酒具、喜宴酒具、劳动酒具、旅行酒具等。此外还有陶蒸笼、陶饼锅、陶锅等。西藏陶器中距今４０００年前的文物双体兽形罐为其代表作。现在的鸡形酒壶、提炼酥油的“雪秀”都是西藏陶器中之精品。藏陶主要为沙陶，早期以捏制成形，后改用慢轮加工。一般由家庭作坊制作，条件简陋，工艺落后。烧制采用平地堆放法，燃料取自随地采挖的草坯牛粪，火力不强，陶的质量相对较差。藏陶的造型及纹饰比较简单，常见的有平行纹、波浪纹、圆形纹、菱形纹等。常见的一种圆形图案藏语称“章嘎”，系汉文“寿”字的变体，因为它与西藏过去的藏币“章嘎巴布”相像，故名“章嘎”。“加纳嘉日”（即长城之意）也是在西藏民间陶器工艺中常采用的一种图形。由于汉文化的影响，规范的图饰还有“白玛”（莲花）、“秋日”（山水）、“巴扎”（菱形孔格花纹）、“穷增”（几何纹）、“扎西达杰”（吉祥八宝）等。

青稞酒壶（张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