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之作。战国末期思想家、政治家韩非著。韩非死后，后人整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辑而成。55篇。20卷。重要的有《孤愤》、《解老》、《喻老》、《难势》、《问田》、《定法》、《五蠹》、《显学》等篇，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张，为当时新生的统治阶级建立君主集权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了理论根据。注本有清代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和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等。

集先秦法家学说大成的代表作。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共五十五篇，二十卷。其中《显学》、《五蠢》、《孤愤》和《说难》是韩非的代表作，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韩非总结商秧，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一整套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这种封建民主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主张尚功利而任法述，信赏必罚，排斥仁爱。行文就事说理，深刻明切，锋利无比，具有严峻峭拔的风格。曾深受司马迁称许。主要注解本有清王先慎的“集解”等。

书名。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的代表作，后人搜集韩非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共55篇，凡20卷。它提出“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历代专制主义者多受其影响。又在哲学上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以“世异则事异”的历史观反对儒墨“法先王”的理论。重要作品有《孤愤》、《解老》、《喻老》、《难势》、《定法》、《五蠹》、《显学》等篇。《韩非子》笔锋犀利，议论透辟，具有严峻峭拔的风格，为后世政论文楷模;其中有许多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参见“韩非”。

战国末期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韩国贵族。名非。青年时期“喜刑名法术之学”，后来到楚国拜荀子为师，与李斯同出于荀子门下。因口吃不善述说，但善著述。曾多次书谏韩王，提倡任用贤人，变法图强，终不见用。遂发愤著书立说，“观往得失之变”，对春秋以来列国的兴衰进行了总结。著作有《孤愤》、《五蠹》、《说难》、《内外储》、《说林》等十余万言。其著作传到秦国后，受到秦王政的重视，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遂攻打韩国，强邀韩非入秦。秦王虽赏识韩非的学说，却因为他是韩国贵族而不信任他，加之秦相李斯妒其才，与姚贾进谗秦王，遂使韩非入狱。当秦王醒悟时，韩非已饮用李斯送的毒药自杀。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就是利己的，不管从事任何活动，首先想到的都是个人得失。和荀子不同的是，韩非认为人性永远不能改变，他把这种利己的人生哲学名之为“自为心”。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实行“仁政”和“礼治”。他说：“不期修可，不法常可”，认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他对儒家、道家、墨家学说兼收并蓄，尤其重视前期法家思想。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和慎到的势治，主张“为政者……不务德而务法”，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他强调中央集权，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力主实行愚民政策，“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在哲学上他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认为“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而“理”则是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必须“缘道理以从事”，反对“无缘而妄意度”。并以“矛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了矛盾律的内容。他认为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多寡是决定历史变动的原因，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性，也是国家制订法令的依据。认为刑(罚)和德(赏)是明君治理臣下的“柄”。强调刑要“重而必，使民畏之”，德要“厚而信，使民利之”，并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经济思想上，认为农业是“本”业，是最主要的部门，工商业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末”业。只有做到“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而趣(趋)本务而外末作”，才算“明王治国之政”。《汉书?艺文志》录《韩子》55篇，今存。

先秦法家名著。韩非死后，由后人搜集其遗著编纂而成，共五十五篇。但其中真伪混杂，显然有其他人的作品窜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称，韩非有感于韩国的衰落，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建议，但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退而作 《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 “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他以黄、老之道为哲学基础，综合前期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推演出君主 “垂拱而治” 的普遍原理。《韩非子》 是一部帝王术，近代学者梁启超曾将其比为意大利古代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 (1469-1527) 的 《帝王论》。但 《帝王论》在 《韩非子》面前，真可谓 “小巫见大巫”。韩非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首先是将人的本性想得很坏 (性恶论)，甚至说 “父母之于子，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 其次是以在位君主的利益为是非，主张 “法后王”，后王即今王。《韩非子》所提出的一整套主张，不是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统治术，总之，一部 《韩非子》 的主题就是教君主如何驾驭臣民。这在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确有其实际的应用价值。孟轲的 “仁政” 被君主认为 “迂远而阔于事情”，庄周的不干预主义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韩非的理论却受到了秦王嬴政的激赏，甚至不惜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来夺取这位在韩国坐冷板凳的理论家。嬴政并没有看见韩非的全部论著，而只见过 《五蠹》等两三篇。《五蠹》论富国强兵之道在耕战，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就是力耕和力战，学者 (儒士)、带剑者 (侠客)、言谈者 (纵横家)、患御者(奸臣私门的党人) 和工商之民五种人都无益于耕战，则被视为“邦之五蠹”。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去此 “五蠹”。韩非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强，有事则兵强。此之谓 ‘王资’。” 这就是韩非富国强兵的基本路线。韩非是典型的政治学家，《韩非子》是典型的政论，绝不作高深玄妙之语，即使其中的寓言，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郢书燕说”、“郑人买履” 等，都以平实无华的风格叙述。但却擅长说理，其文字之严谨，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为战国诸子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