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略的理论原则

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它关系国家、民族、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成败存亡，充满敌我、主客、强弱、虚实、优劣、攻守、胜败种种矛盾运动，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竞赛，对战争指导者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检验最迅速、最无情，要求严格遵照客观规律办事，要求高度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建立在中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兵家韬略，充满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体现了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这是兵家韬略的突出特点和优点。兵家韬略的精华部分，特别是作为兵家韬略理论基础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例如“以战止战”、以全制胜、兵贵“知道”、“兵以诈立”等等，尤其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和优点。

以战止战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军事家就初步认识和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他们认为，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暴力手段(“凶器”)，战争的目的是争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战争的性质有“义”和“不义”的区别。他们认为，战争的性质不同，结果也不同。正义战争，“得道者多助”;非正义战争，“失道者寡助”。“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卷七)。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如同决江河之水淹灭微弱的火把一样，其胜利是必然的。他们还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驾驭的，就像水和火一样，善于利用它就会造福于国家，不善于利用它就会遗祸于人民(《吕氏春秋》卷七：“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因此，他们主张，在战争危险存在的条件下，既不可“穷兵黩武”，也不可“息兵偃武”，“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

以全制胜

古代军事家用联系的观点观察战争，认识到战争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竞赛，战争的理想目标是“趋利避害”，“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由此产生了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谋略思想。管仲认为，战争的胜利“不可以兵独攻而取”，必须把政治、经济、外交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来策划战争、指导战争。孙武进一步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斗争方式上，他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孙子兵法 ? 谋攻篇》)。这一重要谋略思想，历经几千年战争实践检验，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兵贵知道

指导战争最重要的是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古代军事家在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交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还决定于交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交战双方力量的强弱、优劣是相对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赢缩转化”的。实现这种转化的关键是“知道”，即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孙武认为，战争如同“决积水于千仞之谷”、“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一样，是有客观规律的，强调掌握“知胜之道”。孙膑进一步明确指出，能不能认识和掌握战争的规律，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他说：“决胜负安危者，道也。”“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孙膑兵法?篡卒》)。这里的“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这些论述，把军事谋略提高到哲学高度，是古代军事学的光辉成就之一。

兵以诈立

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除了战争进程的复杂多变以外，还由于交战双方都力求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行动，造成对方的错觉和不意。古代军事家很早就从这个现象中认识到了诡诈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不仅首先揭示了“兵者，诡道也”这一特殊规律，而且论述了实行诡道的十二种方法。这一论断与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关于“战争是充满诡诈的场合”的论断完全一致。《六韬》指出，战争的胜败，全在于能运用谋略造成神秘莫测的态势(“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军事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必胜的把握，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做到神秘和隐蔽，军事行动最神妙的是出其不意，军事谋略最完善的是敌人难以识破(“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这一谋略思想，在后来的战争实践和兵家著作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演变为一系列克敌制胜的奇谋妙策。

兵家韬略的上述指导思想，反映了战争中带有共性的客观规律，闪耀着朴素唯物论辩证法的光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典军事哲学，是兵家韬略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