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

明代批评理学的著作。十三卷。明王廷相著。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少时即以诗、文出名。二十二岁中举，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兵科给事中。由于耿直不阿，仕途坎坷。学涉天文学、律学、农学，并有著述。在文坛，为明“前七子”之一。《慎言》作于嘉靖初，共十三卷，四百零七章，于嘉靖十二年(1533)正式刊行。
关于《慎言》的写作目的，作者自述道：“仲尼殁而微言绝，异端起而正义凿，斯道以芜杂，其所由来渐矣。非异端能杂之，诸儒自杂之也……予自知道以来，仰观俯察，验幽核明，百会于心，即记于册。三十余年，言积数万”，遂成此书。取《论语》中“慎言其余”一语，“遂以《慎言》名之”(《序》)。即此书旨在净化孔孟之道，主要锋芒针对佛老和程朱、陆王的思想。
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元气之上无物”和“性生于气”。在本体论上，改造了程朱的“以理为本”和陆王的“以心为本”的思想，提出“气者造化之本”(《道体篇》)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驳斥了佛教的“一切皆空”和老子的“有生于无”的世界观。对于“理”、“气”的关系，认为“气，物之原也；理，气之具也；器，气之成也”（同上）。气为第一性，理为第二性。充满世界的是气，不是理，“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同上）。主张“离气无道”（同上），指出“以道能生气者，虚实颠越，老庄之谬谈也”(《五行篇》)。
在发展观上，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动力是其内部的矛盾运动。认为元气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阴不离阳，阳不离阴”(《乾运篇》)，指出阴阳两种矛盾势力的发展变化导致了自然现象的产生，故“阴阳者，造化之橐钥也”(《道体篇》)。阴阳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并非永远平衡的，而正是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宾主地位的转化而引起事物的变化发展，事物的性质由其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阴阳之合，有阴阳偏胜之义，而偏胜者恒主之”(《乾运篇》)。
人性论上，极力反对程朱的“本然之性”的观点，认为“离气无性。气外有本然之性，诸儒拟议之过也”(《君子篇》)。性、道、教三者的关系是：“性者缘乎生者也”，即人有生命就有本能和悟性；“道者缘乎性者也”，即“道”由本性灵明的“圣人”阐明的；“教者缘乎道者也”，即“名教”乃根据“圣人之道”制订的(《问成性》)。认为人只要习名教以制情欲，则会成善；循情欲而叛名教则会成恶。强调人欲是人性的本能，只能节，不能去。主张“治人者”不应去侵犯人民的最基本的情欲，相反应该节制自己的情欲。
认识论上，既反对程朱的“格物穷理”，也反对陆王的“发明本心”和“致良知”说，主张“知行兼举”。认为只有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学会本领，指出：“学之术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小宗篇》)对感性（闻见）和理性（思虑）的关系有较正确的认识，认为知识不能停留在闻见上，因为闻见是有局限的，它可能与人有益，也可能成为思想的桎梏，“耳目之闻见，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适以狭其心”(《见闻篇》)。只有在“见闻”的基础上进行“思虑”加工，两者结合、长期积累，才能把知识扩展到“上天下地”的广度，推进到“至细至精”的深度。强调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高瞻远瞩，“游心于造化之上，体究乎万物之实，求中正至诚之理而执之。闻也、见也、先哲也，参伍之而已矣”（同上）。
还以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批评“天人感应”论是“诬天人甚矣”，主张“国家之兴替，人事之善否也。是故贵人敬人者其道昌，弃人诬天者其道亡”(《五行篇》)。认为当时流行的风水、鬼神等迷信是“非愚则诬”(《保傅篇》)，人完全可以通过认识、利用客观规律而“定能胜天”。
有嘉靖十二年(1533)刻本，近人侯外庐等将其编入《王廷相哲学选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增补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