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编
明代批评理学的著作。明黄绾著。黄绾(1477—1551)，字宗贤，一作叔贤，号久庵，又号石龙。浙江黄岩人。以祖荫入官、曾任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参与修《明伦大典》。黄绾一生，治学三变：正德五年(1510)前，笃信程朱理学；此后至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卒，由程朱转向王阳明；晚年在王廷相的影响下与王学决裂，转向气学，《明道编》即是完成这一转变，用以批判宋明理学的著作。嘉靖二十六年(1547)由其子黄承德将其所著《久庵日录》八卷及其学生听讲所整理成的《习业录》四卷合刻成《明道编》十二卷，今本仅六卷，可能系后人改编。
《明道编》公开否认宋儒的“心传”道统，认为宋儒只是“宋儒之传”，而非圣人“经世之学”的继承者。宣布“经世之学”的道统正脉是从伏羲、尧舜开其端，中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至颜渊、曾子、子思，至“孟子而绝”。指出宋儒继承的只是“禅学”，“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虽曰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故至今日禅说益盛，实理益失”（卷一）。书中借《周易》的“艮止之旨”和《尚书》的“执中之旨”来阐述自己的心性之学，认为圣人之学即是“艮止、执中之学”（同上）。
所谓圣人“艮止之学”，讲的是认识论上的心性的作用以及学与思、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指出：“吾学之要，在于知止……止知其所，则气理具备，体用俱全，圣学之本在此矣。”（卷一）认为心之体与心之用，既统一又对立。从其“定、静、安”或“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言，称之为心之体；从其“有思有为”，“神明出入无时”而言，称之为心之用。“知止”是处理“学”与“思”、“知”与“行”之间关系的标准或原则，即“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所谓“时止则止”指“当无事之时而无思”，“时行则行”则指“遇有事之时而思，”其目的在于做到“动静不失其时”，“当思当不思，皆得其时”（卷一）。书中对“致知在格物”这一命题作了新的解释：“《大学》之要，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其云致知，乃格物工夫；其云格物，乃致知功效。‘在’者，志在也，志在于有功效也；‘致’者，思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格’者，法也，有典有则之谓也。”（卷二）这就反对了朱熹把“致”解为“推及”，把“格”解为“至”或“穷理”，并对之批评道：“先儒不明，乃以格物为致知工夫，故以格物为穷究事物之理，而不知有典有则之为格物，所以求之于物，失之于物，支离破碎，而非圣人之学矣。”（同上）也反对了王阳明把“致”解为“至”，把“格”解为“正”的观点，并对之批评道：“今日君子，又不能明之，亦以格物为致知工夫，故以格物为格其心，谓格其不正以归其正……亦不知有典有则之为格物，所以求之于心，失之于内，空虚放行，而非圣人之学矣。”（同上）
指出获得知识的途径不是瞑目端坐，追求人心之良知，而是“学”与“思”相结合。书中发挥了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句名言，把“德”、“仁”、“艺”作为学的主要内容，尤其把技艺之学看作是民日用必不可少之事，学者不可不学。关于“思”，书中对王学的“不思”，“不起意”，“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忧患”、“劳事”、“疾病”等是客观存在着的，它们并不因“不思”而不存在，“圣人之学”应是“有思有为”的“经世之学”，只能通过思考把握客观规律来解决现实问题，而不能从格去私欲来逃避现实。强调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没有“功效”的思维是空想，“圣人之学，不为则已，为之必要其成；学而不成，不如无学”（卷二）。主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皆是“致知之方”，且缺一不可，尤重笃行。认为人生的一些道理，“若非身履深历不能知也”（卷二）。总之，书中把“有思”、“有为”作为区别“圣学”与“禅学”的标准，认为只要“思”得其时，并合乎“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则，那么“思”就是合理的；且只要“用知勉行”，就可产生“功效”。
所谓“执中之学”，讲的是人性论上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书中和道学家一样，以“人心”为“人欲”，以“道心”为“天理”，但不同于程朱学派把人性一分为二，把“人心”、“道心”分别归之于“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而是和王廷相一样认为人心、道心皆来自“气禀”，指出：“禀之清者，则闻见无自入”，便是“道心”；“禀之浊者，则为见闻所染而有克、伐、怨、欲之私”，便是“人心”（卷六）。反对程朱的“性体情用”之说，认为人心、道心都是“常静而常明”的心体之发用，指出：“心，一也，以其发于人欲，故谓之人心；以其发于天理，故谓之道心。”“自克、伐、怨、欲而动者，人心也；自仁、义、礼、智而动者，道心也。”（卷六）认为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之间并非是绝对对立的，指出“道心在人心中”，在现实中，能使视、听、言、动“无非礼者”，能使“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皆得其正者”，能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而得其和者”，能使“声、色、臭、味、安逸皆得其中者”，便是道心（卷一）。所有欲望都是“人情之所有”（同上），所以对之只能“节”不能“去”，只能“寡欲”而不能“无欲”。
书中从“道心在人心中”、“天性人情之真”出发，一反过去正统儒学的“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观点，主张“义利并重”，义利皆不可轻，由此，把“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作为圣人之道的基本内容，指出：“行之于身，无不中节，谓之道；成之于身，温、良、恭、俭、让，谓之德；全其仁、义、礼、智、信于心，谓之仁；切于民生日用，衣食居处，必不可无，谓之艺。故道曰志，德曰据，艺曰游，此乃圣学之所有事者也。”（卷一）
书中有渲染鬼神迷信的思想，说“鬼神者，阴阳二气之主宰”（卷一）。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刻本和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明道编
明黄绾著。嘉靖26年(1547)，由子黄承德将其所著《久庵日录》(8卷)和学生听讲所记《习业录》(4卷)合并，以《久庵日录》中晚年所著6卷置诸首，早年所著2卷置诸尾，编成《明道编》12卷刊刻。今本《明道编》仅有6卷，系黄绾《久庵日录》晚年所著之6卷，并可能经过后人改编。黄绾认为，喜怒哀乐之情皆出于人之天性，人们勿须也不能把情去掉，但却应当注意用理性来予以控制，从而使诸情之发“皆得其正”；在义利关系上，反对重义轻利，认为“二者皆不可轻”；在道德修养上，主张以治国平天下为根本目的，要“以诚为本”，不必采用禁欲的方法。该书基本上反映了黄绾晚年由笃信王学到批评王学的思想转变过程。黄绾早年曾下过“克苦功夫”，发愤关闭于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 ‘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系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如此数年，仍不能做到“无猎心之萌”，终于晓悟：“圣人之学，以诚为本，诚之为工，以毋自欺为要。”强调“有思”、“有为”，主张“以困知勉行之工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