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视为一种至高的美德。中庸，亦称“中和”、“中道”。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之道即对待事物的不偏不倚的行为原则。孔子推崇中庸之道，提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认为做过了头和没有达到同样不可取。主张“允执其中”(《论语?尧日》)。把握不偏不倚的分寸限度。孔子之孙子思及其门人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作《中庸》一书，对“中庸之道”进行论说，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提倡“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北宋程颢、程颐提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把“中庸”作为天下适用的普遍原则。并把“中庸”视为天下最高的道德，“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谓至矣”(《程氏经说?论语解》)，对孔子的思想作了阐释。南宋朱熹继承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传统思想，提出：“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认为“所谓中之道者，乃即事物自有个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答张敬夫》)。强调把握最佳适度。南宋叶适把中庸解释为对立面的平衡状态，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归宿。他说：“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叶适集?进卷?中庸》)。对“中庸之道”的思想又有发展。“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原则，要求人们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有调和矛盾的消极作用方面。但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主张对待事物要注意适度，注意把握对立面之间的平衡，也包含有合理的、积极的因素。

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即平常、不变。“中庸之道”即处世要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原则。儒家认为：“过”和“不及”都不是处世的正确态度，主张“两端执其中”，处世要恰到好处，合情合理。“中庸之道”是最好的道德准则。这种处世原则是中国传统处世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为儒家重要教育观点之一。主要内容有：(1)关于教育作用与人性的看法，认为人具有先天本性，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顺从人的先天素质的发展，但在发展先天素质中，后天的教育还是重要的。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论述了中庸是天下万物必须执行的根本法则。对人来讲，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认为存在着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的个性差异。《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重视个性差异，同时鼓励“困知”，“勉行”的作法。(4)阐述了学习过程分五个步骤：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朱熹注说：“学问思辩，学而知也。笃行。利而行也。”(5)初步揭示了思想道德的形成与掌握知识的关系问题。认为“尊德性而道问学”。道，即由。朱熹注：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道问学”重读书，重视后天的努力。“尊德性”则重修养，尊重天生的德性。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对此治学方法展开过辩论。朱熹主张先道问学，“即物穷理”，陆九渊主张先尊德性，“发明本心”。中庸之道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影响很大。南宋时，朱熹把《中庸》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在一起，称“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官定的基本教科书，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