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主要论述大学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其突出的贡献在于它所提出的有关课程安排，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思想，是先秦儒家教育教学思想的总结，是中外教育史上最早专门论述教学理论的著作。《学记》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认为建国的最高目标在于“化民成俗”，使人民完全接受统治阶级道德的支配。即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欲，其必由学乎!”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如此，《学记》还进一步指出，要普遍地实施教化，就应该提高教师的地位，应该把“为师”与“为君”、“为长”视为同样高尚，甚至把能为师作为能为君、能为长的条件。既然教师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就应该受到各方面的尊重。《学记》写道：“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首先提出了师道尊严的思想，为后世尊师重学风气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在教学内容和程序方面，《学记》在“托古”的名义下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分两个阶段规定了一至九年的学习内容和步骤。《学记》指出：“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到了大成的阶段，学生要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并能躬行实践，这样的要求是合乎人才培养规律的，尤其可贵的是《学记》还谈到了在学习中“正业”(课内学习)与“居学”(课外学习)的关系问题。它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如果能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会变得比较愉快，达到信道不移的程度。

和先秦一些教育著作多论“学”、少论“教”的特点不同，《学记》兼论了教与学两个方面，并深入探讨了两者的关系。指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较早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原则。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学记》首先提出了“预”的原则，即对学生的教育要预先作好准备，对其身上消极的因素和干扰教学的事故要“禁于未发”。而作为学生，则应严格要求自己，认为只有善学的人才会爱师，能作到“师逸而功倍”;而怨师者则不善学，其学往往“师勤而功半”。

其次，《学记》要求教师要能在教学中运用浅显的比喻方法，帮助学生理解;而只知“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特别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掌握时机“及时施教”，在教学中贯彻循序渐进――“不躐等”的原则，并且能够善于启发诱导学生自己去理解知识。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是儒家一贯重视的教育手段，在《学记》中，这一手段被称之为“相观而善”，即把乐群、亲师和交友作为重要的教育要求，通过这种相互间的观摩，师生都可以克服孤陋寡闻的偏颇，收到“长善救失”的效果。

中国古代最早有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是《礼记》 中之一篇。约成于战国后期或末期。文中系统地介绍了商周以来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原则与方法，以及精辟地总结了商周以来的教育经验。强调贵族教育重在尊师重道，“师严然后道尊”，“大学之礼，虽召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认为天子教育的目的在于 “建国君民”、“化民成俗”。“三王四代唯其师”。“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要慎选明师，“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学记》 的思想和教学原则与方法，在汉代以后一直受宫廷教育实践的重视，唐宋以后的经筵日讲礼仪亦深受其影响。

《礼记》中的一篇，据郭沫若考证，系孟轲的学生乐正克所作，写作年代约在战国(前403―前221年)后期。《学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教学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完备的教育学专著。《学记》认为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于“化民成俗”、“建国君民”;《学记》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及严密的视导考核制度;《学记》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教学相长原则，豫、时、孙、摩原则，启发善喻原则，长善救失原则，藏息相辅原则等;《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也提出了严格的为师条件，如要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能善喻，等等。《学记》丰富而深刻的论述，为后世许多教育家所继承、发展，对中国教育学、心理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