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山海

亦称“管山海”。古代主张由国家控制山林川泽的开采、经营的经济思想与政策。由春秋前期的齐相管仲首倡。他认为，任何超过人民负担能力的赋税，都只会影响生产，因而通过这一途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是行不通的;只有国家直接经营山林川泽盐铁之利，才能既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国家又可得到厚利。所以他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管子?海王》)。西汉理财家桑弘羊进一步推行了这一思想，他协助汉武帝制定了收山泽之税、盐铁由政府专营等一系列政策。由于这些政策触犯了一些富商大贾与地主豪强的利益，因而引起他们的反对。为此，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专门召开了“盐铁会议”。会上，各地的“贤良”、“文学”激烈反对由国家“食湖池，官山海”(《盐铁论?贫富》)，主张放开山泽由私人经营，反对盐铁官营等。桑弘羊在会上与贤良、文学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此后一段时期，国家一度取消了盐铁官营。但不久即因政府收入大减而重新恢复。后世官山海与反对国家专营的争论一直持续到近代，不过盐铁专营基本上没有变。其它山泽之利，大抵民间亦稍得染指。官山海政策在封建经济发展初期对打击地主豪绅与富商大贾的势力，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后期仍实行这一政策，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

官山海是封建国家通过对盐铁等自然资源实行管制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亦称“管山海”。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能由自己通过生产得到满足。唯独盐铁这两种主要用品既不能随地生产，又为人民生活和生产所必需。“恶食无盐则肿”(《管子?轻重甲》)，而铁在铸造砍伐工具和农具方面又为人们所乐用。因此，国家如能对盐铁的生产和流通加以控制，实际上就有效地掌握了封建工商业的命脉，为扩大财源打下基础。另外，用管制盐铁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要比向人民强制征收人头税和其他捐税隐蔽得多，容易得多，因而历史上许多王朝都实行此项政策。

“官山海”一词最早见于《管子?海王》。由于盐铁的产地主要是山和海，所以对山海的管制就意味着对盐铁的控制。相传管仲为避免房屋税、牲畜税、林木税等引起人民的不满，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管子?海王》)，即管制盐铁的产销。《史记》和《国语?齐语》证实了他的“缴山海之业”和“泽立三虞，山立三衡”的官山海政策主张。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阐述，不一定见诸实行。直至汉初武帝时，盐铁专营才列为封建财政政策正式推行。特别是桑弘羊接管其事后，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桑弘羊的官山海措施是：盐的生产由产盐区的人民自由进行，国家只负责供应煮盐必不可少的大铁锅“牢盆”，并按规定价格收售盐产品，禁止私人经营。对于铁，国家不仅垄断销售，而且全部垄断生产。桑弘羊认为：“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盐铁论?复古》)因而任何人如果私自从事铁的冶炼和交易，要处以“馑左趾”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由于煮盐的“牢盆”由铁制成，故控制了铁的生产和流通，也就间接地控制了盐的生产。桑弘羊的官山海政策付诸实施后，打击了富商大贾的私人垄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兼并的作用;同时，也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史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

官山海政策在后世屡被采用。王莽篡权后，实施的重大改革之一，就是加强汉朝长期放松的盐铁管制。他规定：盐铁由政府专卖，名山大泽由政府严格管理。凡开采金银铜锡及“登龟”、“取贝”的工商业者，也都要向钱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这些矿产品及可用作货币材料的东西，都不能私自销售。凡是在山林川泽从事鱼鳖鸟兽百虫等物的捕捞、猎取和畜牧者，都要如其他小工商一样，计其所得，纳什一之贡。这样，他把官山海的政策推广到了山泽出产的任何产品。后来，三国时也推行了盐铁专卖的制度，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西晋王朝对此也未作改变。

隋和唐初对民间采盐不加干涉，冶铁业除了官营，也允许私营，国家征收矿税。唐中后期时逐渐加强管理。如刘晏的就场征税制在盐业管理方面取得成效，使“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新唐书?食货志》)。宋、明、清各代均沿袭此种做法，一方面非常重视管理盐业，并采取了许多新措施，另一方面对铁的生产和流通则放松控制，只征取一定税收。

官山海政策从古代实行以后，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在封建社会初期，还起到了打击商人资本活动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它又成了阻碍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利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