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南迁之原因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作“安土重迁”，还有一句意思相近的成语叫作“安土重居”。它们所表达的含义是：中国人安于故土，在自己的故乡或久居之地习惯了，虽然生活条件未必很好，但也不愿意轻易离开，迁往异地他乡。与这两句成语相反的另一句成语就是“背井离乡”或“离乡背井”。元朝杂剧作家马致远在其著名的杂剧《汉宫秋》第三折中写道：“背井离乡，卧雪眠霜”。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中有言：“自古道：‘安土重迁’。说了离乡背井，那一个不怕的?”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具有非常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土地山水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所谓：“美不美，家乡水”。孔夫子关于“父母在，不远游”的教导，除了教诲人们要孝敬父母之外，恐怕也含有这番意思在内吧。俗话说：“故土难离”。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在故乡或久居之地能够勉强生活下去，任是谁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朝夕相见的亲邻，去受迁徙中颠簸流离之苦，卧雪眠霜之罪。这一点，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也还没有多大改变。但是，汉族中的客家民系似乎有悖于此，在他们的历史上，却是不断迁徙的，并且往往是举家而迁，甚至是举族而迁的;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客家先民确实是从平原地区到山区――往高处走，但这所谓“高处”却是比原居地落后的穷乡僻壤。如此反常的现象，其中必然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也形成了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一个方面，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

对于客家先民的不断南迁，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战乱和灾异乃是其主要原因。客家问题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罗香林和英国人德莱贝尔、康普贝尔等，均持此种观点。其中罗香林说得较多一点：“客家迁移的动机，或由于外患，或由于饥荒，或由于匪盗，或由于兵灾，或由于政府奖掖召募或安插，或由于外地经济的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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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氏为代表的一派人都认为，客家的南迁是被迫的，是消极的逃灾避难。

台湾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指出，南宋末年客家人士播迁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勤王”，二是“讲学”。他认为：“客家人的由北而南，所以作‘客’异乡的行动，并不是消极的逃避和退隐，实在乃是积极地拓荒垦殖，为民族开创新天地的宏伟成就，而且要维护发扬中原文化于南疆。换句话说，客家人的南迁，都与精忠大义有关，至于天灾人祸的逼迫，不过是外在原因极小的一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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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者刘佐泉教授在其《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中进一步从生产力的发展来探索客家迁徙的原因，把它们归结“推因”、“拉因”和心理因素及“与介入障碍有关的因素”。

笔者认为，罗、陈、刘三氏所述客家迁徙的原因都是对的，但均不全面，都未能揭示客家先民所以由北而南迁徙的全部原因。

其实，根据对史书和客家族谱、家谱的记载研究，客家先民南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主动迁徙与被动迁徙。具体来说有10种。

第一类，主动迁徙。

虽说“安土重迁”反映了大多数汉族人民的心态，但“人一过百，形形色色”，人们的思想心态不可能完全一样。由于各种条件，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乏与众不同的人，自然也就会有一些人甘愿主动地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往异地安家落户。他们并非是在故乡无法生存下去而被迫迁徙，实在是主动地离开故土到外地定居的。在历代南迁的客家先民中，大约有5种人是主动迁徙的，或者说主动迁徙的原因有5种，试析之如后。

1.政见不同，主动去位，择地而居。

如前文讲到的孔门弟子曾参的十五代孙曾据，于西汉末年王莽代汉之后，“耻事新莽，……集合全宗族二千余人渡江”，到远离长安的江西庐陵而居，就是一个典型。又如《彭氏重修通谱》谓：“第三代倜公……生于唐大历八年癸丑(大历，代宗李豫年号，766―778)。德宗(李适)贞元七年(791年)登进士第，官宜春令。因宦官窃柄，弃官隐居庐陵五十九都隐源山口，即今之古住场是也”。再如广东和平《徐氏族谱》称：“暄，为宋宁宗(赵扩，1195―1224年在位)时都统，扼于权奸，去位，卜居于豫章(江西)之吉水”。像曾据、彭倜、徐暄这一类人，或正统观念浓厚，忠于旧的王朝，不肯臣事新主;或正直刚烈，不容于当权者，政见不合，不愿与奸佞者同流合污。他们见机得早，未待迫害至身即弃官不做，宁可离开故乡，也不愿做违心之事。他们择居之处，多系边远山区、人烟稀少的地方，为的是能够远离是非之地，不为人知，以求得心灵上的宁静。因政治态度不同而退隐者，历代皆有，虽未必都到今之客家地区落户，但如曾据、彭倜、徐暄到客家地区居住并成为该地本姓始祖的，却也并非个别。

2. 居官客地，任满不归，或殁于任上，子孙滞留不归。

中国古代人们读书大多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那时除了任京官以外，做地方官须在距原籍数百里以外的地方任职。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或由于路途遥远，或由于官声较好，或由于其他原因，有不少人在任满之后不再归乡，定居当地;还有的在任内亡故，葬于当地，子孙也就滞留不归了。如江西宁都南门外《孙氏族谱》云“始祖讳沼，……唐僖宗(李儇，873―888年在位)中和三年(883年)，…以功封东平侯，嗣略至虔化县(宁都)，民皆安堵，父老遮道请留，遂定居该县”。又如《始兴范阳卢氏五修谱》说：宋仁宗(赵桢，1023―1063年在位)年间，“益公(延昌八世孙)与县尹公(孟坚八世孙)筮出闽省，令莆田，考满，次永定属上杭大塘?瓦子乡而居”。再如兴宁《刘氏族谱》载：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间，“河南宣抚使龙公之第七子开七公，官于广潮，因王事殁，葬兴宁北厢岗背，子孙遂家于兴邑”。又再如《崇正同人系谱?氏族》谓：“粤有卓掉者，为建安(福建建瓯)刺史，后因家焉”。这一类人是很多的。

3. 喜其秀丽山水，爱其醇朴民风，乐而居焉。

在客家族谱中反映其先民因喜爱客家地区山水风光、淳朴民风而定居的材料是相当多的。如《古氏宗谱》载：五代(907―960)时古延绶“任信安(广东高要)县令，告老致仕，游梅州，见山水秀丽，人物淳和，乐而居焉，置田业为子孙计”。兴宁《石马陈氏四修族谱》曰：“一世祖文，始祖字斐然，生宋景定四年(1263年)癸亥五月十一日子时。原贯福化，宦游广东循州(广东龙川、和平、五华、兴宁等地)，道经石马，见水秀山环，土饶俗厚，遂止居焉”。《梅州丘氏创兆堂记》述蕉岭县丘氏源流时说道：南宋末年，丘文兴于文天祥被元军俘虏押解北上后，遂与友人“同归闽，道梅州北，今镇平县(广东蕉岭)之文福乡，喜其山水，因卜居焉”。兴宁《东门罗氏族谱》谓其始祖小九公，“宋末，由贡任广东循州学政，……任满回家，道出兴宁，见其土旷人稀，沃野平衍，低徊留之不能去，乃筑室于东郊而居焉”。又如“东海郡徐氏肇吉先生，家世罗阳，配妣氏苏，生季子探玄先生，志气豪迈，元末游梅州而之石窟，见山水盘环风俗淳美，遂择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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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邓氏“三志斋，……登元进士，荣任广东提举司，……满任赉表进京，遇海寇掠船，失简牒。圣旨提处。公乃更姓为澄清。时明兵取地，元兵回败，水陆俱限。公游至潮州府之程乡松口，而志之曰，此处山水秀丽，星辰照耀，后必有宰辅之生，据是居焉。始复原姓曰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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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如始兴《斗塘林氏四修族谱》云，“籍本福建莆田县人，至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1403―1424)中，游于粤之循，道经庾岭，见雄(广东南雄)之山清水秀，风俗淳谨，已有卜居之意。厥后还归，溯墨江而上，数十余里，得一地焉，擅一乡形胜，号曰斗塘，营宫室，制田产”。大埔《范阳邹氏族谱》则记述明朝嘉靖(明世宗朱厚?年号，1522―1566)年间弹劾大奸臣严嵩父子的邹应龙之孙迁居大埔的经过：“十郎公讳德龙，……致仕而归，驻驿茶山(大埔)之阳。见风俗淳美，遂卜居福广交境之区，而安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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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诸文证明，自五代以至元明各朝，由于北方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心思定，而客家地区的秀山丽水、淳朴民风使许多人一见钟情，乐而定居，不再思归。

4. 经商客地，发迹落籍。

边远山区，新开发地区，对于交换的需要甚为迫切，历代都有许多人到客家地区经商，致富后购房置产，落籍安家。如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廉州》说：“俗有四民，一曰客户，解汉音，居城郭，业商贾”。可见在宋朝前就有商人定居该地，成为那里的客家人了。又如兴宁胡氏之一支，就是明朝弘治(1488―1505)年间“江西临川长安乡胡应琦偕子侄”到兴宁经商，“历二十寒暑，蓄积渐巨，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购地筑居于城内大巷里”，定居落户，成为兴宁胡氏始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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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兴宁东门《罗氏族谱》之《家传谱?二十二世经学公传》说：“高祖拔元公商于蜀，以道阻难归，迁家于泸(四川泸州)，三传生公”。同书《职业谱?两湖四川经商》中说：“四川重庆、泸州、资州(资阳或资中)、内江等处，亦多远商该地，发迹落籍”。由此可知，到客家地区经商落户和客家人到外地经商落户的，数量还是相当不少的。

5. 人口增殖，移民垦荒，以求发展。

由于战争和灾荒，往往出现一些地区人口剧减、土地荒芜的现象。战后、灾后或新的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往往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赋役，鼓励人口增长，以期较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另外，统治者新征服一些地区之后，为了巩固在该地的政权，也采取各种措施召募或鼓励内地、中原人民去垦殖。这样，在中原人多地少的地方，就有许多人应募到新开发的地区去开拓进取。如今客家聚居的地区，远在秦朝以前属于化外之地，多系穷山恶水、瘴疠之区，人烟稀少。秦始皇派大军征服岭南之后，设立象、桂林、南海三郡。南海郡包括今广东大部分，辖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过了200年之后，南海也才只有9万多人口。又过了140年，到汉顺帝(刘保，126―144年在位)永和五年(140年)，南海郡的人口才增至25万多人。秦汉以后，粤东地区人口渐渐增多，陆续设立了一些新县。经过东晋、南朝以至隋唐时的开发，粤东地区的发展更加迅速，人口猛增。再经明朝及清初的休养生息，客家人系裔日繁，人口膨胀。而所居地域，山多田少，耕植所得渐难供用。如，梅州在宋太宗(赵光义，976―997年在位)太平兴国(976―983)年间，共1577户(主户1210，客户367);到宋神宗(赵顼，1068―1085年在位)元丰年间(1078―1085)，已达12372户(主户5824，客户6548)，一百年间增长了约7倍;而清初有人丁52180个，由于康熙(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1662―1722)五十二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鼓励人口生育，到了嘉庆(清仁宗爱新觉罗锸琰年号，1796―1820)二十三年，人丁数猛增至810320个，百年间人口增长了14倍半!于是乎梅州这个原来地多人少的地方，变成了人多地少的地方。人多地少的矛盾早已出现，康熙年间已有人自动到四川移民垦荒了。如：四川桂湖新都《陈氏族谱》云：“第十一世祖俊元(原住兴宁)，字子进。……子进带家眷，于康熙六十年……在老余窝屋起程，移居上川住。……罗氏(俊元元配)生佐臣、佑臣，于雍正丙午岁(1726年)……一齐同移上川住。”又云：“第十一世祖俊巍，字子铎。……于康熙六十年……在榕树屋起程，带家眷移居上川。”又据兴宁曾坑《陈氏族谱》的记载，该族人于康熙、乾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1736―1795)年间移居四川的约有八九十丁，若加上随行的妻妾子女，当有300人之多。又如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宗支谱》云：“桥寿，移居四川涪州(涪陵)石家沱，后裔繁盛”，“福寿，移居四川涪州石家沱”。《魏氏族谱》云：“十二世庭槐公，十三世昆端公，迁四川成都西门街”。梅州地区以外，南雄胡氏、五华李氏族谱中也均有本族人于康乾年间移居入川的记载。移民的流向不单是四川，在广东境内如珠江三角洲各县，也均渐有客家人移居，如孙中山先生的祖辈即在此时移居香山(今中山市)。

上述5种原因，都是主动的迁徙。在这5种原因中，由于人口增殖过快而引起的迁徙数量最大，尤其是当政府召募垦荒的时候。

主动迁徙之客家先民，从整体上来说数量不多，而且到达迁居地后一般并非聚族而居，或虽然聚居，但所处的周围环境，使他们不可能长期保留自己原有的语言、风俗，不得不“入乡随俗”，因而也就不可能保留自己固有的文化，也不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所以，主动迁徙对客家文化的形成虽不能说毫无影响，但起不了决定作用。然而，由于他们的主动迁徙，给原来相对落后的地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加强了中原和南方的交流，密切了南北联系，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容低估的。

第二类，被动迁徙。

上文已经说过，安土重迁是中国汉族人民普遍的心态。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农垦社会里，农民和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土地是无法迁徙的。所以，农民(包括地主)只要不是外界加给他们的压力使得他们无法生存，一般是不会迁徙的。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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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安定的年月，在风调雨顺的年成，农民尚可留有极少一部分收获以供全家糊口，维持生命的存续。但是，一遇天灾人祸，农民辛劳一年可能粒谷无存，或因战乱，甚至连地主、贵族和皇室也无法安定地生活，于是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大家都不得不迁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西晋时的“永嘉南渡”，唐朝安史之乱后的皇室西迁，宋朝的帝室南逃等等。这些迁徙有的与客家之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仔细分析，造成被动迁徙的原因也有5种。

1.战乱和割据，迫使数以万计的人们迁徙逃避到较安定的地方。

如前所述，最早的客家先民出现于秦末。那时候，由于六国旧贵族乘陈胜首义反秦之机，纷纷起兵称王，企图恢复旧日的天堂，随后楚汉战争，中原战火连年，道路阻隔，不仅跟屠睢、赵佗南下的数十万人被迫滞居岭南不得归，而且也会有许多人避乱逃至南方，从而成为最早的客家人。这些客家人主要居于粤北地区北江流域，通常被称为“北江客人”。有人认为，唐朝名相张九龄就是这些北江客人中的后代。

秦汉以后，虽然统一和安定的局面是长期的，是历史的主流，但战乱和分裂也是时有出现的，其中有些战乱规模很大，影响深远，有些分裂局面维持时间很长。如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始，到隋朝统一，时间长约400年之久(184―581)，中间除了西晋50年短暂的不稳定的统一外，基本上是战乱和分裂的局面。又如从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始，到北宋统一，五代十国的分裂时间也约100年之久。而北宋时期起，到元朝统一止，中间实际上也是宋、辽、金、西夏、蒙古、吐蕃等几个政权并存兴替的分裂局面。只是到了元朝统一止，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全国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大规模迁徙的战乱主要有：西晋的八王之乱(291―306)及随后的永嘉南渡，西晋灭亡;唐朝的安史之乱(755―763)及随后的农民战争，唐朝灭亡;宋朝的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元兵南下，宋朝灭亡。

这几次战乱，特别是西晋时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旧史家称为“五胡乱华”)，唐朝时的安史之乱，宋朝时的金兵南下、元兵南下，有极为相似之处，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发动进攻，迫使中央政权灭亡或逃离京城，因而震动全国，人民大批南迁。在这方面，客家族谱提供的资料数不胜数，于兹仅举数例。

兴宁《刘氏族谱》所录《刘氏姓族源流》云：“自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刘备次子)之裔，亦迁居江南。”

兴宁《廖氏族谱》云：“唐时我祖由江西于都，避乱迁汀州宁化石壁寨，后子孙因乱，又迁顺昌，廖氏居于闽者遂众”。

兴宁《黄陂曾氏族谱》云：“?，官封鲁国公。宋政和壬辰年(1112年)，由南丰徙福建宁化县石壁下居焉。生子仲辉，辉子桢孙、佑孙，因宋元兵扰，不能安居，由宁化徙广东长乐县(今五华)家焉。现居兴宁、梅县、平远、镇平(今蕉岭)、五华、龙川、惠州、河源、和平、广州、新宁等县之曾姓，皆为此祖之后”。

2.勤王失败，有家难归，客居异乡。

中国人民素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他们对于异族的侵略和压迫，从来不甘于忍受，总是以武力来进行斗争。他们或激于民族大义，自发起来反抗，或愤起勤王，随从帝驾，最后终因统治者腐败无能，势单力孤，而无力回天，遭到失败，结果有家难归，或隐居待机再起，或改名客居异乡，成为客家人。

如兴宁《张氏谱钞》：“十五世韪公，晋散骑常侍，随元帝南徙，寓居江左”。

蕉岭《赖氏族谱》：“其由颍川继迁松阳，自庄公始。西晋永兴(304―305)年间，列室官浙东，从东海王越，讨成都王颖，卒于军，及葬浙东”，其子孙经数迁而定居粤东。

又如前述卜居于吉水之徐暄的孙子“道隆、德隆，均先后为(宋)度宗(1265―1274年在位)时提刑。解组未几，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战而父子俱殁;德隆则随宋帝度岭而南。迨宋祚已绝，义不臣元，遂择龙川乌龙镇(今和平县)居之”。

《崇正同人系谱》谢氏条云：“宋景炎(1276―1277)年间，有江西赣州之宁都谢新，随文信国(文天祥，封信国公)勤王，收复梅州，任为梅州令尉，时景炎二年三月也。新长子天佑，……遂家于梅州之洪福乡”。

3.官场斗争失败，被贬谪异乡，落籍当地。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失败者常被贬谪或流放到远离京城的边远地区。这些人如果不能东山再起，就只能永远客居于斯，成为客家人。

如《兴宁县姓氏简介?伍氏》云：“宋徽宗年间，伍仕官贬福建兴化，宣和七年(1125年)入籍莆田县，为伍氏入闽始祖”。

花县《洪氏宗谱》谓：“十一世祖皓公……以论事忤秦桧，谪知饶州(江西波阳)，移英州(广东英德)”，子孙遂落籍成为客家人。

又如：“南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时，有郑清者，以太师贬福建上杭梅溪司巡检，遂家上杭。其后分籍于广东惠潮嘉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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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宋神宗时曾为御史中丞的邓绾，“熙和九年(有误，查历史上并无熙和年号，疑为熙宁九年，1076年。――引者)备知虢州(河南灵宝县)。……因被谤，寄迹泉州，为邓氏闽汀世系开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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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兴宁教育会发行的《兴宁乡土历史》中说：“宁邑人民，悉为中原旧族，……为官为商，或迁谪而至，代有其人”。

4.抗暴避仇，逃难隐匿，落籍客地。

封建社会中，有的人或因与人结仇，害怕报复，或因反抗统治阶级的贪官污吏进行抗暴斗争，或因为怕受株连迫害，而常有逃亡隐匿之事发生。他们来到客乡，居住下来，成为客家人。

如兴宁《张氏族谱》称：“西晋时，张清明遇乱避仇，携族众渡江迁居于衢州鹤鸣杜林寺(在今浙江)。东晋末再徙粤韶州(广东韶关市)曲江”。

萧氏本居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五代(907―960)时，萧觉事楚王马殷(927―929年在位)，马殷死后，众驹争槽，萧觉怕结果于己不利，遂率三子避难江西泰和早禾渡。至南宋末，萧氏后人才由泰和经福建宁化徙居梅州、兴宁。兴宁萧氏均为萧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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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年间，傅耀祖因抗暴打死粮差，星夜携妻子由杭(福建上杭)来兴宁定居于后街(今中山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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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堪贡赋，逃避灾荒，流落客乡。

在旧中国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土地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居”。在封建国家沉重的徭役赋税负担下，农民终年“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以致于“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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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民不堪，流亡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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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科学技术落后，抗灾能力低，一遇到各种自然灾害，常常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大批农民被迫逃荒乞食，流落他乡。大诗人杜甫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据史载：西晋时，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又发生大瘟疫，广大农民被迫逃灾，“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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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6年，并州(今山西、陕西北部及河套地区)饥荒，并州刺史及吏民万余人到冀州(今河北中部一带)求食;公元296年，关西(陕西、甘肃一带)连年大饥，略阳(甘肃秦安县东南)、天水(甘肃天水县西南)等六郡饥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关西流民入蜀，发生战争，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今湖北、湖南一带)。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西晋时的灾荒引起移民是相当多的，其中许多人陆续南迁，成为客家人。

总而言之，上述5种人离开故乡都是被迫的，是为了求生存不得已才迁徙的。在被动迁徙的这一类人中，数量大而时间集中的，当属第一种和第五种人，他们因战乱和灾荒而成批成群地流动，数量有时多达万计甚至十万计，因而虽到一新的地区，仍能保持原有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客家民系的形成，与这种被动迁徙关系最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