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论

儒家主张的经济政策。所谓 “民”是指与官 (国家)相对的百姓，儒家主张 “民为邦本”，故使百姓富足，即 “富民”被其视为理想政治的目标。在儒家看来，富民与富国是相对的，因为国家财富的来源在百姓，增加国库收入，就意味着减少百姓的财富。儒家主张 “薄赋轻徭”，就基于其富民的思想。据《论语?颜渊》 记载，鲁哀公请教孔门弟子有若： “年饥，财用不足，怎么办?” 有若说： “何不实行彻法(什一税)?” 鲁哀公说： “取二，我还不足，怎能实行彻法?” 有若回答： “百姓足，君王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王孰与足?”这句话的意思是： 民富，则君王不至于独贫; 民贫，君王也不可能独富。也就是说，富民是第一要义。孟子不但反对横征暴敛，而且主张“去关市之征”，不收商税。他斥法家的 “富国” 主张是 “富桀”。后代儒家多以 “富民”说为根据，来反对国家专卖制度和官办商业，说这是 “与民争利”。这里的“民”，泛指农工商。

富民论是中国古代主张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其基本内容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

儒家鼻祖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他坚决反对重税搜刮民财，主张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在他看来，任何赋税的增加，不论多少和有无必要，都是“聚敛”，都应加以反对。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认为，人民的富足关系着国家的存亡。“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孟子把薄税敛作为施行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即主张减轻赋税负担，藏富于民。后来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富民主张，明确地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他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因为“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同上)。即在民富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就会推动农业的发展，最终达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因此荀子强调：“王者富民”，“聚敛者亡”(《荀子?王制》)。从而把富民思想提到君主生死存亡的高度。由于几千年来儒家观点总被奉为正统，因此它的富民论也对后世造成极大的影响。

然而，论述富民最多的是托名管仲的《管子》一书。首先，《管子》从治国治民的角度出发论述富民的必要性。“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在这里，《管子》把国家的安危、政治的良窳均归结到能否充实人民的物质生活这一点上。其次，《管子》作者认为，民富是君国的富源。“民财足则君赋敛不穷”(《揆度》)，“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山至数》)，因此，“王者藏于民”(同上)。这样，就把民为邦本与民众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使民本观念有了具体的经济含义。但《管子》的富民讲究“度”，即不可使民富无度。因为“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国蓄》)，所以一定要“贫富有度(《五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统治阶级。

总之，无论是儒家的薄赋敛主张，还是《管子》的富民思想，虽然都是从统治者治国的立场上提出的经济观点，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要求，因此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