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所建游牧行国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打破了氏族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用千户制度取而代之。千户，蒙古语称之为“敏安”，是蒙古汗国的基础组织，基本上是仿照氏族时代游牧屯集方式，将军事体制与地方行政制度合二为一。成吉思汗把蒙古草原全体游牧民用军事方式编组成十进制的千户，规定千户内15―70岁的男子必须随时准备听从国家调遣，自备马匹兵杖，随百户、千户长出征;同时，作为地区行政单位，千户所属人口必须居住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姓名要记入户口青册，不得擅自改动隶属关系。私下迁徙者视若逃亡，迁徙人与收容者都要受到严惩。

千户制的基础是人身隶属关系。对于拥有牲畜及生产工具的属民来讲，纳贡赋、应兵役、出公差是对领主应尽的义务;对千户长而言，他是受大汗分封的封建领主，在管辖范围内拥有分配牧地、征收税赋、差派徭役、统帅军队等权力，一般往往世袭。另一方面，他对大汗以及大汗的宗亲(黄金家族)处于绝对服从的从属地位，具有陪臣和国家官吏的性质。千户之上，又设若干万户，分别统帅东、西方千户以及大汗直隶的中军。千户以下，设百户、十户，层层隶属，构成游牧封建国家。

千户编组原则着眼于军政、地域因素，因而打乱了蒙古草原原有的氏族部落结构，异族混编则是较普遍的现象。当时编组千户大致有以下三种形式：纠合氏族结合而成，如汪古儿千户基本上以巴牙兀惕氏族组成，纳邻脱斡邻勒千户主要是捏古思人等;将原氏族首领分封为千户，氏族成员转为属民，如斡亦刺惕部长忽都合别乞、汪古惕部长阿刺兀思惕吉忽里等便是;更多的则是异族混编。通过编入千户，各个氏族成员成为国家编民，从而克服了由以往氏族、部落自由联合所产生的分散性。既使由同姓相聚组成的千户也不能保持氏族制性质，这是因为那时的同姓并不一定就是同祖同源，而财产不平等、阶级分化以及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等因素早已使氏族社会复辟无望了。

千户规模不尽一致，因而统辖户数也多寡不等。例如，忽都合别乞的斡亦刺惕千户有四千多人，孛秃驸马的千户则有九千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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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封人户的同时，牧地也作了重新分配。原来按照氏族与部落划分的牧地改按千户分配，并将四至指划清楚，形成新的秩序。千户人口所居土地通过封建领主领有而转为其领地，牧民驻营的牧场(蒙古语谓“嫩土黑”，译为“农土”)也由营盘变成封建领地、疆土。

千户制的确立对蒙古草原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首先，成吉思汗通过领户分封铲平了敌对氏族贵族复辟的社会基础，确保了黄金家族的统治地位。其次，用千户制来克服草原氏族社会的分散性，使全体游牧民成为统一的蒙古汗国臣民，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复次，用军政合一的体制取代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联合体，有助于蒙古草原的社会进步。经过社会组织的更新，蒙古人进入生机勃勃的发展阶段，他们依仗高度机动的军政合一体制，在杰出领袖成吉思汗率领下，叱咤风云，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震撼世界的业绩。

其实，千户制并非成吉思汗独创，这可以从匈奴、鲜卑等游牧国家模式中看到其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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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进制是游牧民族普遍采用的军事编制方式，兵民合一的建国原则长期存在于游牧社会，从匈奴“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汉书?匈奴传》)，到蒙古“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兵志一》)，牧民兼战士成了草原军政体制的一大特点。汗庭居中、以左右分镇东西的分布格局屡见于匈奴以降各游牧行国，这种方式被认为是统治广袤草原的有效手段。所有这些游牧社会的传统，经过成吉思汗的继承、改造、完善，成为构筑蒙古汗国大厦的主干建材，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千户制还没有彻底粉碎原有的氏族关系。如前所述，有些氏族以千户形式保存下来，有些氏族虽分散在各个千户，但彼此血缘意识尚未泯灭，而成吉思汗本人也格外重视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的完整性。从史料记载看，氏族集团认同意识在当时蒙古社会依然存在，古老的传统难以遽然消失，氏族社会的英雄业绩也令人难以忘怀，所有这些表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汗国是一个脱胎于父权制氏族社会不久的早期封建游牧汗国。蒙古社会的发展固然由此前进了一大步，但因此得出历史可以笔直向前发展的结论则有悖于史实。14―17世纪蒙古社会发展历史表明，蒙古游牧社会封建化是一条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