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吐不拉克岩画

在阿勒泰县境内乌吐不拉克岩画群中，有一段岩面较大，朝东向阳呈黑色的泥板岩上，有幅以骨架形式表现躯体的虎形岩画，在这一岩画下发现有一体形魁壮的牛形岩画。此牛形与前苏联萨马里塔什岩画耕作图中的牦牛十分相似，其额头两角均成N形，角尖离额头较高，颈脖细短，前、后脚均细长。牛身略呈方形，牛尾尾端有一小三角形的尾饰标记。此标记与吉尔吉斯萨马里塔什岩画上马的尾端的小三角形标志完全一致。

岩画的牛颈上有一轭。牛轭两端各系一长绳。绳的后端是系在一架有车轮的双轮车的大梁中心。车轮无车辐。但在车轮中心均凿有表示车轴的痕印。车篷呈半圆形，夹于两轮中间，从岩画面的比例来看，车篷要比车轮大得多。车后有一直立驱牛赶车的人形，此人开胸部呈三角形(与苏联帕米尔古代车辆岩画中的一驱车人形颇为一致)，其一手叉腰，一手作势呈吆喝状。在这幅古代车辆岩画中，有三对野山羊图，其造型生动、优美，似作欢欣之状。

就在这幅岩画的邻近处，又发现了一大黑石，这块已塌黑石上凿有一体形魁伟的马形，其马形体态别具一格，马首、马脖、马脊背处共凿有五个呈弧形的突出部，其马尾末端呈穗状形。马前一人形图，其人形似作驾车之备前工作，一手抓套绳，一手作吆喝状。两股长绳的后端均系在车轮间的车梁上。车篷底下有一成T字形的车辆结构。车篷亦较大，车轮部分未凿现车辐，也未凿有车轮的轴心。这幅古代车辆岩画下部，有两对横向排列、成对称状的野山羊岩画。

这幅岩画的凿刻面比较平整。可能在凿刻后还作过加工。这种可能经过特殊加工的岩画，与哈巴河沙拉乌俊所发现的罕见的有蹄类野生动物岩画所采用的凿刻加工手段是一致的。

继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发现后，又在阿勒泰县的多兰特山谷发现了古代车辆岩画。

多兰特岩画第一亚群是在1983年夏发现的。这一亚群岩画的最显著的画面是神灵图(此神灵图与阴山及蒙古阿雅湖湾的神灵图形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及表现为狩猎作祈祷的岩画。

由于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的发现，为进一步识别多兰特第一亚群岩画中丰富而又复杂的画面提供了鉴别依据。这幅古代车辆岩画中的车轮形，与首次发现的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中的车轮形是一致的，车轮无车辐，而车轮中心凿有表示车轴的痕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车篷后部亦是置于车梁之前(而不是在车梁的中央部)，这种车篷位置与乌吐不拉克车辆岩画中的车篷位置又是完全一致的。但这种古代车辆岩画描绘的是单辕双畜形制的车辆。这是迄今在新疆境内发现的、唯一的单辕双畜的古代车辆岩画。

此车辕与我国阴山岩画及苏、蒙阿尔泰岩画及邻近中亚地区车辆岩画中呈形的双驾单辕相一致。驾车之畜，别开生面。此畜的体形看来比一般的马要小些，比一般的鹿显得大些，从整体的画面来看较近似鹿类。富蕴县一位学识丰富的哈萨克族老人认为，此兽的角较长，目前在阿勒泰早已绝迹，据说在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一带还能发现此兽的踪迹。

在与多兰特第一亚群岩画相距10多公里的多兰特第二亚群岩画谷地，又发现了数十幅狩猎、群兽、骑射等内容丰富的岩画。就在一幅细腰、胸肌十分发达的巨型羚羊图下，又发现了一幅古代车辆岩画。它是一幅人车合一的车辆岩画。由于车辆前被一片苔藓所遮盖，因而无法辨认车前是否有套车之畜。但从车辕图所表现的图形来看，可能有独畜拉套。岩画上没有车辕的图形，只是两根套绳系在车梁上，与首次发现的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有些相似。在车轮中心凿有车轴的痕印。驱车者亦直立，胸围呈三角形，其一手持棍棒，一手扬起作吆喝状。

在古代史料《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说，载运战利品的古代车辆，由于在行进中发出“康格、康格”的声音，因而车辆的发明者被可汗赐赏，其部落亦以车轮声为名，称为“康里”部落(汉代亦称为康居)。

上述史实与传说亦表明：在远古时代，古代车辆由于征战及民间运输的需要，曾在阿尔泰及其周边地区得以产生和发展。新疆阿勒泰古代车辆岩画则从考古的角度以上述史实与传说中得以进一步印证。

与新疆阿勒泰相邻的蒙古阿尔泰科布多苏木、查干河山谷、牙玛乃乌素峡谷等地的古代车辆岩画的年代，一般都确定为公元前2000年下半叶至1000年初，相应来说，新疆阿勒泰古代车辆岩画，鉴于与其历史的、特殊的密切联系，这批岩画与蒙古阿尔泰古代车辆岩画应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

关于首次发现的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所反映出的多重文化特点。公元前1000年，中亚地区是诸游牧部落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在部落联盟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征战和迁徙，促进了各民族、各部落彼此之间文化上的渗透和融合，这一重要特点，在新疆阿勒泰古代车辆岩画中得到具体的印证。

我们知道，岩画艺术亦同其它艺术一样，有其文化的延续性。就阿勒泰岩画而言，从青铜时代，塞克、匈奴、呼竭乃至突厥及卫拉特蒙古时期，远古的某些岩画艺术特点(例如动物风格等)可以延续到数千年以后，新疆阿勒泰古代车辆岩画在继承古老的岩画艺术方面，究竟反映了哪些多重性的文化特点呢?就首次发现的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而言，有几个方面的特征很值得研究。

其一，与车辆岩画处于同一画面的，成对称的野山羊图形。从我国近年的考古成就发现：双羊乃至双牛、双驼、双鹿、双狼的图形是匈奴文化特征性很强的一种标志。

其二，骨架风格的虎形岩画。在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邻近的画面上有一表现为骨架风格的虎形岩画。骨架风格是匈奴时代岩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对阴山岩画的研究中，亦十分明确的指出了这点。虎形在匈奴时代尤其是在青铜饰牌中是匈奴习用的动物纹饰之一。在许多匈奴古墓出土的文物中，均发现有虎形的铜饰牌。虎形，很可能是匈奴部落联盟中，强大部所崇拜的动物图腾(世界上九个老虎亚种中，曾有过新疆虎种，此虎目前已经灭绝)。

其三，关于三角标记。乌吐不拉克古代牦牛驾车车辆岩画中，其牛形尾部有一很明显的三角形标记。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上源的匈奴古墓中，曾出土有三角形薄金花片以及结成三角流苏之旗。在我国辽宁地区出土的一柄青铜长剑，剑的护手部分还保留着三角形演变而来的痕迹(我国的一些学者将其确定为受匈奴文化影响的乌恒文化)。然而在前苏联萨马里塔什岩画斗兽图中，其中有四马，其马尾的下端部均凿有锐角向上，底边朝下的三角形。这与乌吐不拉克的岩画中牦牛尾部下端的三角标记完全一致。据前苏联考古学者考证，其斗兽图的确定为前塞克时期。

三角形标记的渊源可追至彩陶文化时期乌鲁木齐鱼儿沟出土的彩陶(参见穆舜英、王明哲、王炳华主编的《新疆考古三十年》)及中亚地区更为古老的彩陶，均发现有三角形的图形标记。

由于中亚远古各游牧部落在文化上存在某种共同的特点，因而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不能仅根据双羊图、骨架风格的虎形及三角形标记就断定是匈奴还是塞克的族属特点。仍需要结合各方面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判断。

其四，与帕米尔古代车辆岩画相对照。众所周知，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一前3世纪时，从阿勒泰西至帕米尔，从谢米列契亚至新疆北部的这一片土地上，曾居住过萨迦人(也就是塞种人或塞克)。阿勒泰西部应有早期塞人的文化遗存，这是毫无疑问的，阿勒泰县乌吐不拉克岩画群亦恰恰处在这一地理位置上。这对于我们研究较匈奴更为早期的游牧部落文化亦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前苏联考古学家就我国3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的两篇新疆岩画的报道，曾推测新疆(主要指库鲁克山区岩画及北疆岩画)在艺术美感及意识形态上受过帕米尔岩画强烈的影响(B?A?拉诺夫、A?B?古尔斯基：《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岩画简述》，载于《苏联民族学》1966年第2期)。

这一推测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是：帕米尔岩画与北疆岩画，特别是新疆阿勒泰岩画，在历史上其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曾相当密切，特别是在塞人时期尤为突出。但这两个地区究竟谁是施于者，谁是受于者，仍需从两地文化遗存的进一步发掘研究过程中，方能下一个较为妥善的结论。

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我们是从新疆阿勒泰首次发现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与帕米尔古代车辆岩画的对照中发现了一些新情况，乌吐不拉克(甚至包括多兰特)岩画群中的古代车辆岩画，在车的形制上与邻近的吉尔吉斯、图瓦甚至与苏、蒙阿尔泰古代车辆岩画中的绝大多数都有显著的不同。它不象其周边的地区绝大多数车辆岩画所表现的那样将车篷的中心部位置于车梁上，而是将车篷的后端置于车梁之前，新疆阿勒泰县境内所发现的4幅古代车辆岩画与帕米尔高原的前苏联境内的地区已发现的3幅古代车辆岩画，不但在车篷形制上，而且在驭者与车辆合一的特点上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惊人的一致性，表明了两地文化在历史上的密切联系。

应当指出，新疆阿勒泰古代车辆岩画与帕米尔古代车辆岩画亦有不尽相同之处，这种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亦相应地反映出两地文化的先后，以及施于和受于的关系。

就车辆岩画来看，帕米尔古代车辆中的车轮已属轻便类型，它与其时代大致相同的周边地区的古代车辆岩画中的车辆，在车轮上都凿有车辐的痕印，而新疆阿勒泰岩画中的古代车辆则不然，它由于受生产条件的限制，车轮尚未进化到轻便型，仅是简单的圆形木轮，显得笨重些、原始些。

再者，帕米尔古代车辆岩画中的车辆与中亚其它地区古代岩画中的车辆，绝大多数是双驾单辕型。这一类型亦是古代车辆发展基本完善的标志。而乌吐不拉克岩画群(包括多兰特第二岩画亚群)中的古代车辆却没有车辕，仅在驾车之畜的颈部套以轭，在轭之两旁各系一绳，这种无车辕的古代车辆岩画在古代印度岩画中亦有极个别的发现。它与有辕型的车辆相比亦显得古远、简陋。

因此可以认为：新疆阿勒泰的古代车辆相对地要比前苏联境内所发现的帕米尔古代车辆更为久远些。

其五，关于族属问题。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究竟是属匈奴、塞人，还是更为古老的部落? 目前中亚地区的古代车辆岩画绝大多数产生于青铜时代。中亚的青铜时代是于公元前2000年―前800年之间。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回纥先世――丁零部落曾在贝加尔湖以南及阿尔泰一带游牧(关于丁零起源的历史，考古中发现比汉书史料中所记载的年代更为久远些)。在前苏联阿尔泰西部迈异密草原发现有公元前7―5世纪“可能是丁零人的部落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

丁零与塞人的文化联系相当密切，因此，国外有些学者将丁零称为塞种的北部集团。

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立，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北败丁零，丁零成为匈奴部落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当匈奴雄踞漠北之后，匈奴文化也必定受丁零文化一定的影响。匈奴也同塞人一样，将丁零文化予以继承，并融合在自身固有的文化中，以丰富和充实初具帝国规模的匈奴文化。岩画作为远古游牧民一项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丁零岩画的某些艺术特点流传到匈奴甚至稍后的一段时间，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上述的综合分析，我们初步认为，新疆阿勒泰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以及后来发现的3幅古代车辆岩画，它们都产生于大致相同的岩画鼎盛时期――青铜时代。而乌吐不拉克古代车辆岩画要较后三者更远古些，甚至比目前发现的苏、蒙阿尔泰古代车辆岩画更为古远些。它反映出某些塞人文化、匈奴文化的特点，这种多重文化的现象，与岩画艺术的文化延续性，以及远古游牧部落文化上的彼此渗透、相互融合有密切的关系。至于年代与族属，我们认为：这幅岩画可以与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游牧于阿勒泰的丁零部落联系起来。

新疆阿勒泰古代车辆岩画及其它重要题材的岩画的发现，将从岩画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阿勒泰是人类原始故乡之一”的论断，同时亦将进一步丰富阿勒泰的远古文化遗存。

如前所说，天山以北的岩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写实性强，形象地描绘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场面和与此有直接关联的自然景物，充满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在他们的生活中，动物，特别是牛、羊、马、驼、狗等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衣食之源，也是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因而成为岩画表现的主要题材，根据画面表现的不同内容，现分为以下五种：

(1)动物图 是天山以北最常见的岩画。因风雨剥蚀，画面已经不很清楚，从可以辨认的图像看，动物种类有牛、马、羊、鹿、狗、驼骆、熊和飞禽等。其中，表现羊的题材最多，几乎到处都能见到。动物的数量多寡不等，有单个的，有三五成群的，数量较多而又集中者还很少见。形体一般较小，小的7至8厘米。大的1米以上。霍城县干沟的一块岩石上，刻有形状不同的17只大头羊和山羊，其中一只体形较大的山羊，形象饱满，羊角较长，一角向后弯曲，一角前翘，警觉地抬头注视前方，行走有力，似乎是羊群中的头羊。裕民县撒尔乔湖的山坡上，刻有一只骆驼和一只山羊，骆驼比例适中，姿态优美;山羊头小角大，似有夸张的意图，但躯体匀称矫健，表现出了山羊轻快敏捷的特点。此处，另几块石头上还凿刻了狗、山羊等动物图像。两幅岩画面积较小，但特点分明，神态逼真，有的“笔触”特意作了渲染和夸张，如羊角，不仅没有失真，反而增加了艺术效果。但作者也并非处处夸张，如牛的造型比较写实，以饱满的“笔触”，表现出了牛的稳健壮实的特点。撒尔乔湖的动物图，虽然简单粗犷，却不呆板，真实的表达了牧民和猎人对那些赖以为生的动物的喜好心情。

富蕴县阿克赛阿克加拉有一幅岩画，画中的山羊形体比例与前面几幅相比，显得比较适当。青河县花海子的两幅岩画，其中一幅是一匹马，另一幅是鹿形图案，凿刻技法和艺术风格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马的形体刻画得维妙维肖，不能不说是岩画中的佳作。鹿的造型摆脱了模仿的巢穴，以丰富多变的线条组合成一幅美丽的艺术图案，充分显示了作者纯熟的技法和丰富的想象力。

(2)行猎图 行猎是古代游牧民族获得衣食的主要手段，在早期，还含有保护牧群的目的。目前天山以北所发现的行猎图，内容都较简单，多是单人行猎，还没有看到集团围猎的场面。撒尔乔湖的一幅行猎图，表现了一位猎人射中大熊的情景，人和熊的距离很近，挽弓射箭的姿式也很特别，弓弦后面有一附件，猎人的双手垂直地把握的附件上，与通常一手持弓一手拉弦的射法不同，它或许是作画者难以表示的一种弩的雏形。作者似乎有意把箭杆画得很长，让猎人和熊联结在一起，熊受到重创，力图逃走，猎人紧紧地把住弓箭不放，表现出强烈的意念感。画面的左上方有一只似为山羊的动物，凿刻粗糙，形体更为夸张，这很可能是一幅早期的岩画。

在尼勒克县红十月乡的夏草场，有一幅一人射鹿、三只狗追捕的岩画。猎人居高临下，双脚叉开，弓满月，箭待发;三只猎狗对鹿穷追不舍，给人以行猎者神情自若、胸有成竹的感觉。

额敏县的伊里米河畔，有一幅捕鹿图，更为有趣。岩画刻在一块闪闪发光的黑红色岩石上，刻痕浅，凿刻也较粗糙。画面由一位猎人、一辆车和一只鹿组成。猎人似乎是在发现鹿后，迅速从车上跳下来，伸开双臂，企图拦截迎面而来的鹿。车未套牲口，构件也不完整，仅刻出两个与车辆相连的轮子。显然，它是一幅象征性的写意图。车辆在天山以北的岩画中还不多见，这种车辆的表现形式，在内蒙古狼山岩画中也曾出现。推测创作此画的时期，车辆还不普遍或者刚刚出现。随着考古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加完备的、以车辆为题材的岩画，在天山以北又有新的发现。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在天山以北，在内蒙、青海、云南，以及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代岩画中，行猎图不但数量多，而且占据显要地位。这表明，在狩猎、畜牧经济的土壤中产生的这些艺术作品，有许多可能就是出于猎人之手。普列汉诺夫断言：“打猎决定了‘蒙昧’人的整个思想方式。蒙昧人的世界观，甚至他们的审美观。”因此，“他们的艺术主题也是一概取自动物界，可以说他们异常丰富的全部艺术都根源于狩猎生活。”

(3)放牧图 这类岩画在裕民县、富蕴县都曾有发现。裕民红石头泉有很多岩画，其中的一幅放牧图很生动。在两个形如栅栏又似帐篷的建筑周围，有一群牛羊，徒步的牧人挥动双手，一边驱赶、一边吆喝着任意乱跑的牲畜;另一个骑马的人迂回追赶着离群的羊只。岩画的作者以质朴简洁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放牧出发时的真实情景，使人们对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产生无限的联想。

在富蕴的唐巴拉塔斯，有一幅用褐红色石磨绘的放牧图，别有一番情趣。左方是头戴尖顶帽的牧人，扬鞭催马，一只狗迎面跑过来。狗上方是一只飞禽，飞禽左方绘有两个相同的符号(这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符号)。狗的右方是一位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脚穿长筒靴的人。在他的右上方也绘着几个飞禽。这幅画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妻子看到远牧归来的丈夫，兴奋地伸开双臂向丈夫招呼，表示欢迎;狗亲热地向男主人奔跑过去;在即将接近亲人的时候，牧人开始勒住马缰绳，使奔马减慢了速度;狗欲进而止，等待主人下马与主人欢聚。画中虽然没有出现家门，但画面的气氛确给人一种归家的感觉。它不仅是一幅写实的画，而且也是一首抒情的歌。此外，这幅画对于了解古代游牧民族的穿戴服饰和族属时代等也提供了一种形象资料。

(4)舞蹈图 舞蹈是原始人类主要的社会性活动之一。在天山以北岩画中，舞蹈场面有单人舞、双人舞和集体舞，动作都一般比较简单。

在撒尔乔湖夏草场的山坡上，有两幅单人舞图像，一幅双人舞图像。两个单人舞的运用稍有不同。一个两腿前后迈开，动作轻松，另一个两腿叉开，稍有下蹲。双人舞蹈中的两人动作一致，两腿作马步式下蹲，体现了游牧的舞姿特色。

舞蹈不仅是远古先民们的一种娱乐性活动，也是他们祭祀祈祷活动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唐巴拉塔斯有一幅集体舞岩画，画面较小，分上下两组，均用褐色石头磨绘而成。上面一组五人并列，一字排开。其中一人头上饰双叉状短角，另一人饰三叉状短角，疑为舞蹈中扮演的某种角色。或是祭祀活动中的偶像。五位舞者的右方有一个不明意图的符号。下面一组仍为五人舞，但队形变为环形，平伸的双臂略有收回，双腿交叉迈开，气氛显得活跃，增强了舞蹈的动感。

“原始人类用红色是表现对生命的强烈倾向，意在呼唤生命。所以岩画的制作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活动。”而唐巴拉塔斯的这幅集体舞蹈图，就是用褐红色磨绘的，画中人物头饰叉状短角的形象，无疑说明舞蹈反映的正是宗教和巫术的某种表现方式。那么，在分析岩画舞蹈时，有两个观点应得到证明：“第一，原始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宗教和巫术，原始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见朱天顺《原始宗教》)“第二，原始社会中……按照原始人类的逻辑，希望什么就描绘什么，表现什么。这种现象是表现‘交感巫术’的艺术。而这种‘巫术艺术’正是后来纯粹艺术的基础”。(见朱狄《艺术的起源》)

天山以北岩画中表现的舞蹈形式，与内蒙等地所看到的舞蹈岩画有共同之处，甚至有些人物形象到动作几乎如出一辙。由此看来，相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同的娱乐活动和相同的文化艺术。

(5)其他图像 在天山以北，还发现了一些似乎表现原始文字符号或族徽符号的岩画，有的内容十分费解。在唐巴拉塔斯的一个距地面较高的岩洞里，绘有两幅岩画，一幅是用白色写的一些符号，一个手掌印，以及三个圈状图形，中间的一个颇似眼睛。手掌印是古民族表示“占有”或“胜利”的意思。在此，没有反映征战的内容，所以只能理解为“这里的草场属于作画者的领地”。另一幅是用褐红色描绘的图案，由人头像、重圆圈等组成。这种圆圈一般认为是太阳的象征，或崇拜太阳神的表现;而人物头戴尖顶帽，认为是突厥人的画像。突厥族确曾活动在这一带。但究竟是否突厥族形象，尚待研究。

岩画是在特有的经济文化中，由一定社会心理状态为基础而形成的。“在史前人那里，岩画表现是经常作为露天的礼拜场所，服务于人类。直到农耕文化产生后，随神庙在村落和城市中的建造，岩画的传统才逐渐消失。”

在原始社会里，特别是语言、文字都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反映了记录原始人类社会情况最高级的形式莫过于图画。这也是原始社会中最发达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不仅在研究古代艺术史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许多社会学科的研究中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疆天山以北的岩画分布广泛，内容丰富，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还很不全面。而历史上这一地区活动的民族多而杂，就岩画本身看，还缺乏明显的民族特征和充分的断代依据，只能结合有关这一地区民族活动的历史记载，岩画附近墓葬发掘报道的考古资料，以及岩画内容和凿刻方法诸方面，对天山以北岩画的时代和族属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推测。

在天山以北地区长达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此活动的民族十分繁多，据史籍记载，以战国前后的塞种，两汉前后的月氏、乌孙、匈奴，以及隋唐及其以后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活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贡献也尤为突出。因此，天山以北的岩画应与这一历史时期的诸民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在天山以北诸多岩画遗迹附近，分布着极为广泛的土墩墓、石堆墓和石人石棺墓。考古工作者发现，土墩墓中有一部分是汉代乌孙的遗存，有些则是早于乌孙的塞种人的墓葬。至于石人石棺墓，则是一种延续时间较长，民族内涵复杂的文化，它们中有些时代可能早到战国，更多的是属于隋唐时期活动于天山以北的突厥族的墓葬。这些研究成果，是我们分析岩画的时代和族属不可忽视的借鉴材料。

唐巴拉塔斯的放牧图中，一位放牧者身穿大衣，头戴尖顶帽。不少学者认为，塞种人(亦称斯基泰人)的服饰就是头戴尖顶帽为特征的。1983年新源县城附近的一排可能是属于塞种人的土墩墓中，出土了一封铜武士俑，该俑头载的就是一顶高弯勾顶呈尖状的帽盔。塞种人在阿勒泰山区有过较长时间的活动，并留下了他们的文化遗迹。其中岩画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根据这些材料推测，这幅画的作者和时代应当与塞种人有关。前苏联著名考古学家伯恩斯坦姆认为，塞种人制作岩画艺术常常用凿刻法，而不用雕刻法。我们在天山以北发现的岩画大多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尼勒克县红十月乡牧场一幅行猎岩画的附近，分布有许多土墩墓，发掘结果证明，它们属于汉乌孙墓葬，墓葬里出土了一种三棱表的骨镞，以畜牧业为主体的乌孙族，狩猎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活动，骨箭头在狩猎活动中的效益是很明显的。把这幅狩猎岩画与乌孙人联系在一起，是可以成立的。

再从岩画的凿刻艺术和风格看，岩画中的人物与动物形态都很简单，人物大多是类人形，这和天山以北分布很多的属于突厥人的石人雕像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细。石人大都五官清晰，面带表情，体态丰满，雕刻技术已显得十分成熟，而岩画还显得比较原始，就此而言，天山以北岩画的产生时代应早于石人雕像。岩画中也有一些较晚的，如在特克斯县东约16公里处的唐本修克塔什发现的一幅岩画，蒙古文字与动物图像并存。在青河县也曾见到过类似情况，是在藏文岩刻下凿有羊和鹿，它们的时代大致都在蒙古人活动时期。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初步推想，新疆天山以北岩画至少形成于战国前后，而延续时间很长，一般不晚于公元8世纪，作画者可能就是突厥人之前活动在这一区域的古代诸游牧民族。

天山以北岩画和内蒙、前苏联中亚地区岩画，从内容到表现形式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是古代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共同生活，相互融合，在文化上形成的一种共有的社会现象――岩画艺术体系。它为新疆草原文化增添了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