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刘汉的建立及其汉化程度

南匈奴左部帅刘渊建立汉政权，是在西晋政权摇摇欲坠，八王之乱愈演愈烈之时。

西晋时期，山西境内匈奴的人口更多，分布范围更广。这时，又有大量的匈奴陆续入塞内附，有不少进入山西，除原有南匈奴五部所在地之外，又扩展至晋东南一带。新附的匈奴人“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治所在今壶关县)、乐平(治所在今昔阳县)诸郡靡不有焉”(《晋书?北狄传》)。

匈奴在内地定居，游牧生活的习惯逐渐改变，但在转为农耕生活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既无生产资料又无农作技术，出路是很可悲的。他们或者成为汉族地主的劳动力，如《晋书?外戚王恂传》所云：“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充当汉族官僚地主的田客，还算是比较好的境遇，或者被掠卖为奴，失去人身自由，则更加悲惨。曹魏正始年间，陈泰任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三国志?陈泰传》)，可见在此以前，地方官借助权势，将匈奴人口贩卖为奴婢，已成风气。西晋太安年间，并州饥乱，刺史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晋书?石勒载记》)，创建后赵政权的羯人石勒，就是在这次贩卖中被卖与茌平人师?为奴的。在灾难深重的社会动荡年代，少数民族人民又是首当其冲的受难者。

所以，在晋末大乱之际，左贤王刘宣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晋书?刘元海载记》)利用匈奴下层群众的不满情绪，作为团结部众、兴兵起事的号召。刘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刘渊，字元海，新兴(今忻州市)匈奴人。其父刘豹乃于扶罗单于之子，曾为左贤王，曹魏分南匈奴为五部，刘豹为左部帅。刘渊继父职为左部帅，又任北部都尉。后以才望为五部所归，任五部大都督，又监五部军事。刘宣等人密谋起事，即推刘渊为大单于，集众5万，在故南匈奴单于庭离石建都。永兴元年(304年)，刘渊正式建国号曰汉，改年号，自称汉王。后称皇帝，迁都平阳(今临汾市)。刘渊所建汉国享祚不长，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又经常发生，但仍在历史上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刘渊之子刘聪在位时，遣族弟刘曜及大将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晋室又以司马邺为帝，建都长安。刘曜复攻破长安，俘司马邺，使西晋灭亡，拉开了南北分裂局面的序幕。再者，前赵与后赵两个少数民族政权，都是由汉国重臣所建。前赵为刘渊族子拜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刘曜代汉而所改国号，迁都于长安;后赵为汉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与前赵分裂而自立，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刘曜是山西五部匈奴，与刘渊同宗，少孤，为刘渊收养。石勒是上党武乡(今榆社县北)人，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他们所建的政权，可以说是汉国的延续，在刘渊拉开中原地区各族混战的序幕之后，继续扮演着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刘汉虽然是匈奴建立的政权，但汉化程度已很深。这自然是匈奴迁入山西腹地，长期与汉族交往所受影响的结果。刘汉统治阶层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在汉文化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刘渊，“龆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可知他童年时期就熟悉了儒家孝道的伦理观念，并受到汉族名士的赏识。“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由于对汉文化的广泛汲取，所以能说出“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晋书?刘元海载记》)这样的名言。

其子刘和，“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晋书?刘元海载记》)

策动刘渊起事的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埘于金日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 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晋书?刘元海载记》)他以萧何、邓禹为楷模，终成为前汉的开国勋臣。

刘渊子刘聪，杀其兄刘和继位，在位9年，灭西晋。他“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刘聪载记》)。他的汉文化修养更好，还能进行文学创作。

继汉而改称前赵的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刘)聪每曰：‘永明(刘曜字)，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晋书?刘曜载记》)

从这些上层人物的传记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刘汉政权建立以前，生活在山西境内的五部匈奴，已经适应了汉族文化氛围。他们中间的骨干人物，已经把学习汉文化作为基本教育。这些人熟读经史，以汉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为楷模，向往着创建汉族式样的历史业绩，对整个南匈奴的文化变异起了导向作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刘汉政权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刘渊起兵时，对内的口号是“兴邦复业”，对外的口号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但由于五部匈奴贵族的社会经历、文化教养所决定，他们并不是真正想恢复一个冒顿式的匈奴单于国，而是要继承汉族封建传统建立一个匈汉相结合的国家。所以，建国后不是追尊匈奴的列祖列宗，而是以三国的蜀汉为正脉，以汉高祖刘邦为始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刘元海载记》)。继承中原统治者的世系，信奉华夏正统观成为前汉匈奴统治者的政治观念，这与他们希望建立汉族样式的历史业绩的抱负适相一致。

刘汉政权建立，丢开了五部沿袭下来的匈奴旧制，而采用汉族政权习用的政治体制。刘渊初起事，被推为大单于，旋即称汉王，又进号皇帝。前汉所设职官见于记载的，高者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御史大夫、大将军等;次者有尚书令、尚书、卫尉、宗正、侍中、武卫、都水使者、将作大将等;将军称号有辅汉、都护、中军、辅军、镇军、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等。这一套粗具规模的职官体制，既有抄袭晋制者，亦有参酌汉制者。刘汉政权的这种性质，反映出匈奴民族面貌已有很大改变，脱离了原有的统治结构和传统观念，表现出许多汉匈融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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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往往以攻伐相尚，致使战争频繁，加剧了社会混乱动荡的局面。但通过这一途径，又使激化的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并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接触和联系，使其差异性逐渐向共同性转化，加速了民族融合。刘汉政权及其后继者从历史上消失以后，匈奴这个民族再没有发生过重大影响，而且逐渐融入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隋唐以后不再见于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