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用法术

秦帝国的文化专制政策可概括为“罢黜百家、独用法术”，这在形式上与近百年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交相映辉，有异曲同工之妙。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两位封建帝王，然而，秦始皇因“焚书坑儒”被视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因而被其后的文人士大夫唾骂了2000余年。人们对汉武帝虽不无微词，但褒大于贬，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被视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000年来的儒生士子对此赞不绝口。一褒一贬，对比鲜明。究其实质，两者的文化政策有本质区别。秦始皇的“罢黜百家”，是实实在在的“罢黜百家”而“独用法术”;汉武帝却是在以儒家为主干综合百家的前提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一荣一损，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秦帝国的文化政策本来也是存在着一个综合百家，建立一个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可能性的，这就是秦始皇统治之初相国吕不韦当权时期，吕不韦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学者队伍，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从先秦文化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看，《吕氏春秋》是一次熔诸子百家于一炉的成功尝试，而这种学术综合的尝试加上吕不韦在秦王朝中的显赫地位，有可能导致秦帝国文化政策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元人陈皓《礼记集说》云：“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吕氏春秋》思想主干是什么并不重要，吕不韦在秦王朝即将统一的前夕组织编写《吕氏春秋》的目的，显然是要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帝国构建一个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就这点看，吕不韦确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与秦始皇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先被免相，继而自杀身亡，他建立新的迎接大一统帝国到来的文化体系和思想政治理论自然被黜。接着，韩非西入秦，作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和他的学说，深为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嬴政所倾倒，韩非本人虽遭谗自杀，但他那一套完整的近乎冷酷无情的法家政治学说对后来秦帝国的文化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王朝统一全国后，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对文化统一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标志着秦帝国文化政策正式形成的是丞相李斯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那篇著名的上书(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兹全文照录如下：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故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这一上书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而作为法令下达全国。《史记?李斯列传》与此略有出入，文末载：“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始皇起。”至此，秦帝国“罢黜百家，独用法术”的文化专制政策最后确立。这次焚书运动进行得可能相当彻底，加上项羽进军咸阳时将官藏《诗》《书》百家之语之类的先秦典籍尽付一炬，虽经汉初数十年间官方民间的共同努力，搜集整理出部分图籍，但仍有很多宝贵典籍化为灰烬，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和不清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