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

人类学家一直以来很重视研究没有文字社会或群体里的艺术，也重视研究文明社会里民间文化或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人类学这方面的研究，多是注意造型艺术和绘画艺术，而较少注意表演艺术，后者常常归到礼仪(Ritual)研究之中。史前社会几乎没有专门的艺术家，全然不去区分艺术角色。当时的艺术创作可能对民族或群体的大部分成员来说都是相当普遍的。今天，我们对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区分，自然不能应用到当时的社会里去，因为那些社会的艺术生产并不区分其“实用”和“装饰”的概念。同样，创造和革新的概念，附属于极大的跨文化差异之中。总之，民族艺术比起西方艺术来是比较守旧的(比较缺乏革新，尽管并不因此缺乏创造性)，西方艺术一般是高度专业化，鼓励形式不断革新，内容日益繁荣与丰富多彩。一些人类学家已经使用艺术资料来研究跨文化的变异性或共同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人类学理论中，艺术类型-艺术中不断出现的特征组合群，同其他文化特质一样被用做文化进化和传播普遍假说的证据。早期美国人类学之集大成者-博厄斯，最早提出关于艺术类型的心理和象征意义之学说。其大弟子克鲁伯则探讨了艺术类型的历史发展与文明进步的相互关系;并对诸种艺术形式作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建立艺术类型或形式与社会或社会心理因素的广泛相关性。费希尔(Fisher)更运用统计资料说明，平等社会绘画艺术的特征是简单因素的不断重复;而等级社会的艺术则融合了大量的不同要素。这种分析依据的是社会所有成员都具有的众趋人格(model perdonality)概念，并假定了艺术与社会准则是相一致的。由于在单个社会文化里价值观和艺术类型存在多变的特性，这种观点受到了不少人类学家的批评。对艺术象征性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从心理学或心理分析到结构主义方法的转变，涌现出了多种理论流派。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阐释，显示出艺术象征性与解决个体心理冲突之古典心理分析的关系。但是，也有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证明了不用求助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模式，而根据广泛的宇宙观和技术环境内涵，同样可以分析艺术中的性的象征特性。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也已深深影响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有人类学家步其后尘，提出艺术产品的潜在结构原则是怎样反映潜在社会功能的结构模式之论题。如在瓦尔比利(Walbiri)社群的绘画艺术中，各种设计模型同制约它们的图腾制度和其他宇宙学说的有序原则是相同的。因此，绘画设计便成为社会和宇宙秩序抽象原理的形象化模式。艺术人类学的“民族艺术”派，则主要是用主位观察法进行艺术研究，重新揭示出土著艺术的范畴和原理。这与专注于艺术社会功能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而它们均与礼仪和宗教的研究紧密相连。这些研究强调的是社会行为中的象征性权力，而不是艺术产品中的特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