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的燕赵文化

辽朝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公元926年辽太宗继位，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为向契丹求援，割燕云16州给契丹，从此河北北部地区为辽所辖。

宋辽对峙，长期以来以白沟为界，各自区划的界点，大体以今新城、雄县、容城一带的自然河流区分。自澶渊之盟后，宋辽进入和平相持时期，契丹族加速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民族的融汇，文化的交流也有所发展。辽为南向发展，升置幽州设陪都南京，亦称燕京(今北京市);宋为北防，升置大名府设陪都北京(今大名县)。南京为辽的经济文化重心，北京则为宋的四大京府之一，两京的城建均有大的发展。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125年女真灭辽，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公元1161年定为中都。金据燕京，先是与宋犬牙交错地分治河北，后于公元1125、1126年两次兴兵南下，宋汴京失陷，徽、钦二帝被俘，北宋亡，河北尽归金有。

宋、辽、金时代，河北是汉族、契丹、女真族融合错居之地，燕赵文化带有多民族融汇的特色，宋虽为金所降，但宋代文化远高于辽金文化，在这里，野蛮的征服者又为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一)宗教与文化

辽太祖、太宗时，佛教就由渤海和燕云两个地区传入辽国中心，辽灭渤海国后，渤海僧人到上京建佛寺传教，辽太宗得燕云后，河北的汉人僧尼也来上京。燕云之地盛行佛教，早在隋代僧人静琬就于涿州(今涿州市)大房山，开凿石室，用石板刊刻佛经收藏，唐代续刻，并在这里建云居寺，后因战乱停刻，将石板佛经埋藏，云居寺被毁。唐代的云居寺，是北方佛学的圣地。所以燕云之地的僧人，在辽朝兴佛传教影响是大的。佛教一旦和契丹族原始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很快为辽代贵族所信赖，上倡下从，信佛成风，各地建造佛寺很多，佛寺又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所以佛教的建筑，佛经的校刊、著述也一时兴盛起来，辽宁佛塔遍布于五京地区，现今北京的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山西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南向发展，五台山成为佛教的圣地，是辽代华严宗的教学中心。辽圣宗时在涿州大房山重修云居寺，发现了石室所藏石刻经板，乃命僧人可玄继续刊刻，至道宗朝，终于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凡600块，与原藏《涅?经》、《华严经》总计有2730块。勒石刻经，也是对佛经的校勘整理，有了这个基础，辽兴宗时开始雕印《大藏经》。

辽接受汉文化的传授，其文学作品多为汉文。北宋苏轼诗曾传至辽朝，在南京(今北京市)书肆刻印。其殿堂和大墓的壁画，也多仿唐宋人壁画。据史所载，辽代的上京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为辽太祖命蓟州汉人康默记董理修建的;中京城(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为辽圣宗命燕蓟汉人工匠仿上京城制建造的，迁移汉人民户入城居住;南京城(今北京市西南)，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尺，幅员36里，是辽五京中最大的城。宫城在西南隅，西城有凉殿，自然南京城的兴建，更少不了燕云之地的河北人。

(二)儒学与史学

金灭辽后，辽代兴盛的佛教仍继续发展。灭宋后，北宗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以女真文字翻译儒家经书颇多，学校确立《论语》、《孝经》为读物，燕赵之地多有研究和传授儒学经典和宋理学的名家。易州(今易县)人麻九畴传授邵雍(北宋名理学家、范阳人)之学，研治《易经》、《春秋》，麻九畴的门徒在金末和元初多为名儒。霸州(今霸县)人杜时升在嵩、洛山中讲授程颐、程颢的理学。真定?城人王若虚(1174―1243)，以进士而官至翰林学士，博学卓识，对二程和朱熹之学深有研究，有《滹南遗老集》留世。磁州(今磁县)人赵秉文，号为金末的文宗，也以研治理学著称。史学，辽朝沿承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燕京李氏，赐姓耶律氏)集为一代《实录》。金代两次纂修《辽史》，均以这部《实录》为底本。

(三)文学与艺术

金代以词赋取士，诗词成为文人普遍采用的文学体裁。金人诗词，继承北宋，崇尚苏轼、黄庭坚。当世的燕赵籍有影响的诗人为磁州的赵秉文和?城的王若虚。赵秉文在金官至礼部尚书，长于诗文字画，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留世，内存不少反映燕赵自然风光的诗作，如《过滹水》：“夕阳山豁处，平照大河流。漠漠云间树，悠悠天际舟。黄尘随白马，白水自双鸥。会得闲中趣，浮生半白头。”这便是金时滹沱河的风光。王若虚不但工诗文，而且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写有文辨和诗话。他强调诗文要“真”与“似”，作家自身要有真实的感情，作品符合实际，反对不求“是”而求“奇”，主张文章要明白畅达，他的诗文有流畅、清率自然风格。他的文学主张，有进步意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有其地位的。他是金代的遗民，诗中颇多伤时感事之作，例如他的《还家》诗：“荒陂依约认田园，松菊存亡不足论。我自无心更怀土，不妨犹有未招魂。”其他诗人还有：真定(今正定县)蔡松年、蔡圭父子，蓟州人张斛、王寂、高永，阳原人李纯甫，平州(今卢龙县)人王元粹，栾城人李治等。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自号萧闲老人。宋宣和末年从父蔡靖守燕山，兵败后随父降金，官至右丞相，封卫国公。他降金后心情一直矛盾。他有一首写家乡的诗，《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月独酌》之二：

我家恒山阳，山光碧无赖。

月窟荫风篁，十里泻澎湃。

兹焉有乐地，不去欲谁待。

自要尘网中，低眉受机械。

还有两位名诗人和一位说唱文学家即：元好问，范成大和董解元。他们虽不是燕赵籍人，但他们的作品却和金代治下的燕赵人文自然密切相关的。元好问，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但他是一位北国诗人;范成大奉南宋君命，以资政大学士出使全国，途经燕赵大地，由南穿北，以其多篇诗作，把北行的见闻记录下来，再现了当时陷金地区的种种真实情景，成为宝贵的历史社会文献;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北方戏曲题材的杰出作品，是后来王实甫《西厢记》的奠基之作。今分别简述于下：

元好问(1190―1257)，23岁时游学中都(今北京市)，得赵秉文赏识而名显文坛。金兴定三年进士，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时当南宋末期。为文崇尚韩愈、欧阳修，诗词崇尚杜甫、苏轼，为金代文坛的代表。在他的诗作中，有论诗绝句30首，上论汉、魏古诗，下评宋代诗人，他认定的好诗为：有风骨，能高古，没有儿女之情，富有风云悲壮之气，他有诗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刘琨、张华均为燕赵诗人，刘诗以悲壮清刚见长，他赞赏这种诗风，也推重那首《敕勒歌》，这可见他的论诗是以建安风骨和慷慨有英雄气的歌谣为准则的。他有两首诗是写真定的。真定的风光和他的心境，都于诗中展现出来。

一、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镇阳寄宰鲁伯

滹水晓光动，灞桥诗境同。

冲寒骑瘦马，认影识衰翁。

长路风声里，孤城雪意中。

回头歌笑处，凄绝意何穷。

二、乙卯十一月往镇州

树静鸟声乐，山低雁影遥。

野阴时?郎，冷雨自飘萧。

涉远心先倦，冲寒酒易消。

红尘望南北，渺渺见长桥。

他编辑了一本《中州集》，其中收录了不少燕赵诗人的作品。

范成大(1126―1193)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以资政大学士出使金国，于沿途写了使金绝句72首。他由开封、安阳进入河北境写了《相州》诗，相州，为河北的临漳，直贯而北依次写了《翠楼》、《赵故城》、《蔺相如墓》、《临?镇》、《邢台驿》、《栾城》、《真定舞》、《安肃军》、《出塞路》、《范阳驿》、《定兴》、《清远店》、《卢沟》、《龙津桥》、《会同馆》。上述这16首途经燕赵之地的诗作，如实地道出了他的见闻和感想。在相州，他聆听了老车夫饮痛述说外族内侵乱华事(茹痛含辛说乱华)，又听老人自言：“吾州韩魏公乡里，南北两坟尚无恙。”韩魏公，即韩琦，封魏国公，曾判相州，久在军中，当时边人有谚：“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老车夫的述说，有助于洗刷耻辱，无疑会使范成大感到自慰。翠楼，为相州的一家酒楼，还有秦楼、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皆旗亭也。赵故城，在邯郸县南，延袤数十里，战国时为赵国繁盛的大都会，尔今却“金石笙篁绝代无，?鼯(黄鼠狼)藜藿正乘除。园翁但爱城泥暖，侵早锄霜种晚蔬。”眼前一片荒芜的景象。在赵故城之西，他又凭吊了蔺相如墓，置酒祭奠，在这里寄托着他和蔺相如同样的决心，出使而不屈辱。邢台驿，他在诗题下释文曰：“信德府驿也，去太行最近;城外有荷塘、柳堤，颇清丽，不类河朔。”这一题下文，反映了当年邢台的秀美。到了栾城，看到的是“颓垣破屋古城边”，“栾城风物一凄然”的景象。到了真定，他感慨“虏乐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诗题下文)高平，为燕乐中的一调，曲破为乐曲尾声部分。安肃，即今徐水，宋时在这里置守军营寨，地逼契丹，北宋时这里为水泊洼淀地，而今淀溏皆涸，“南城烟火北城荒”，“满眼秋芜衬夕阳”，野草丛生，一望萧然的景象。《出塞路》则叙述一入安肃北门外大道，“插天犹有万垂杨”别有一番北国风物气象。在定兴，他看到的景象是：“新城迁次少人烟，桑柘中间井径寒。亦有染人来卖缬，淡红深碧挂长竿。”在清远店，他看到从金人家逃出的女奴，两颊被刺“逃走”二字。女奴自云在淮乡还有父兄。金国的法律，奴婢是可以被任意处死的，范成大见到的这位女奴，仅被黥面还算是“幸运”的，所以诗中有这样的话：“屠婢杀奴官不问，大面黥面罚犹轻。”当时金人多掳两河男女汉人，向外族贩卖为奴。《卢沟》诗中的“河边服匿多生口”，指在卢沟河边金人的小旃帐里，就有掳来的“生口”(俘虏)。《北史》中有这样的记载：“获其生口，以充贱隶。”《会同馆》一诗，是沿途的最后诗作，诗人是抱着拚死、以身报国的心情撰写此诗的：“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 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在这里，范成大是以苏武的气节自励的。

这一组诗，或写燕赵沦陷地区的景色，潜有收复河山的心怀;或借古人抒发一腔感慨;或写金国治下的残破、野蛮的景象;或抒发个人的报国心志，都以淳朴通俗的绝句小诗一一展现出来，犹如收摄的镜头特写，使人看了有一种惊目荡心之感。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三种诸宫调中首尾最完整、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最高的一种。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它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宫调，用若干宫调唱奏一个故事，为之诸宫调。诸宫调产生于北方，北诸宫调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又称“教索西厢”。董解元是13世纪初期，中国北方的一位杰出戏曲家，他把《莺莺传》那篇简短的故事，通过剪裁、穿插、造成合情合理的分离聚合的种种波折，串成一本多套完美的诗剧。秋风红叶，茅舍荻花，这是北方秋之景;榆钱满地，飞絮蒙空，这是北方春之景。这一诗剧的历史背景，也是置于宋辽金纷争时期的北国大地上的，战争的变乱，减弱了人们对于社会上高门、寒族严格区分的意识，婚姻选择上的“门当户对”，已不是唯一的标准，有了可能要求把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董西厢》正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女真人拥有燕赵之地后，宋朝的乐舞和金人的乐舞得以互相吸收。北宋流行的“说话”和“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在金亦盛行，上述的《董西厢》大约就产生于金章宗时期。金代还出现了称为“院本”的戏剧，以科百动作为主，加入唱曲。诸宫调与院本结合，又孕育了北曲杂剧的产生，元杂剧在金末已渐形成，至元代，这一戏曲王国里的美丽之花，才盛开在北国大地上，涌出了关汉卿、白朴、杜仁杰、梁进之等这些才卓倜傥的戏曲文人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