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式微和玄学的兴起

一、儒学的式微

自汉末以后，儒学便日益走向衰落。造成儒学衰落的原因，首先是和“独尊儒术”分不开的。两汉数百年独尊儒术，在学术上造成了很坏的后果：其一是谶纬迷信盛行，儒学成了神学; 其二是形成一种烦琐的学风。如“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解经文五个字，竟然要用二三万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都是这样。如此的经学决定其必然走向衰落。经学的衰落，是儒学式微的一个重要表现。

儒学的式微，又是和道家思想的盛行紧密联系着的。据现存史料可考者，两汉治《老子》的约有50余家，可见道家思想盛行的一般情况。道家思想的盛行，表明就整个意识形态来说，儒学已不再处于独尊的地位了。随着道家思想的广泛流行，儒学必将进一步地走向衰落; 这是因为道家思想中的 “天道自然无为” 的观点，是和主张天有意识的神学化了的儒学观点直接对立的，它是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纬神学的重要思想武器。从西汉末的严君平，经东汉的桓谭、王充、张衡、冯衍等，到东汉末的仲长统，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这种武器，给神学化的儒学以沉重的打击。可见，道家思想的盛行和一些思想家运用它的 “天道自然无为” 观点对神学化的儒学所作的批判，是儒学式微的又一个原因。

儒学式微，主要表现在名教危机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豪强地主，也称门阀士族。对于门阀士族来说，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就需要儒家的名教。但是，从汉末开始以来，名教已受到了极大破坏，陷入了严重危机。造成名教危机的原因，首先是黄巾起义的冲击。黄巾起义不仅在政治上给东汉封建统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同时在文化上对礼教和儒学也是个大扫荡。曹丕后来在修复孔庙的诏书中说：“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 ( 《魏志?文帝纪》) 这说明农民起义对儒学、礼教的冲击是非常有力的。特别要指出的是，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还自觉地运用道教最早的经籍《太平经》，对封建等级观念 (名教)作了辛辣的批判。如说：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当各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 ( 《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又说： “此财物耐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 (指帝王和豪族) 但遇得共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还特别强调，那些 “强取人物”，剥削别人的人，是天下最不仁的人，是 “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 ( 《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太平经》 的这些思想，是与封建等级观念 (名教) 根本对立的，对名教危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还要看到，名教危机也是由封建统治阶级自己造成的。魏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的种种恶行，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贪婪、荒淫、放荡。这是用自己的行动破坏名教。但是，他们又在口头上大讲名教，竭力维护名教。这种言行不符、名实相违的现象，受到了王符、徐干等人的揭露和批判。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谈到汉末尚名之弊时说：“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然掷目指掌，高谈大语。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 ( 《中论?谴交》) 一方面用自己的行动不断破坏名教，另一方面又要竭力维护名教，这是封建统治者，特别是豪门世族本身具有的二重性。曹操是这种二重性的典型体现者。他看到名教被败坏了，就下求贤令，主张“唯才是举”，只要有“高才异质”，“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是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 ( 《举贤勿拘品行令》)的人，他都要录用。这是公开鄙弃和批判虚伪的名教。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又非讲名教不可。如他杀孔融时，宣布其罪状是两条：一是孔融说父母与人无亲，婴儿在母胎里，就像寄盛在瓶中一样; 二是孔融认为遇到饥荒时，如父不肖，宁可救济别人。很显然，这时的曹操已成为名教的保卫者了。曹操的这种对待名教的矛盾态度，向我们昭示了两点： 一是两汉以来以烦琐、荒诞为特征的经学和天人感应目的论的神学化儒学，已走到穷途末路; 二是儒家所提倡的纲常名教并未过时，只要寻找到新的理论根据，仍可得到新的生命力。

二、玄学的兴起

为了挽救名教所面临的危机，魏晋统治阶级需要寻找新的哲学武器以代替遭到致命打击的儒家神学。于是他们便试图以老庄解释儒经，把 《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书抬出来 (这就是所谓 “三玄”)，从中去找名教的形而上学即玄学的根据，并用“玄谈” 来替他们腐朽的生活方式作辩护和掩饰。这样，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就应运而生了。玄学是儒、道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以老庄 “自然无为”思想为骨架、以周孔之 “名教” 为内容的一种时代的思潮。魏晋时期的当权者(如司马师、何晏)提倡它，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名教危机。同时要看到，清谈玄学问题，这也是当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乱世用重刑，说话不当心，就有杀头的危险。所以那些不愿与当权者合作的人，只好谈谈远离现实的抽象道理，明哲保身。后来在士大夫中，清谈成风，这也是玄学之所以能盛行的原因之一。

借玄谈来挽救名教或逃避现实，固然是消极的，但不能说，玄学只起负面作用。由于当时在医学、农学、数学、天文、历法、地学、炼丹术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促进了哲学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一般不讲谶纬迷信。他们有的宣扬比较精致的玄学唯心论，如何晏、王弼; 有的则具有唯物论和无神论倾向，如嵇康、 裴

。 最后还产生了杰出的唯物论者范缜， 对“形神”之辩作了批判的总结。即使是玄学唯心论，也不能一概抹煞它的积极意义。如王弼注《易经》，就和汉人不同。他用“得意而忘言”的方法，尽扫 《易》 的烦琐的 “象数” 和种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专讲微言大义，在当时给人以新的感觉。因此，应该承认王弼在反对汉代的神学和烦琐的学风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对 “清谈”之风，也要具体分析。谈论玄学问题，主客间进行往复诘难，就要运用逻辑。所以，当时的玄学家都注重“辩析名理”，即就一个名词分析它所表示的理，这就使逻辑思维水平得到了提高。玄学家不仅在 “言意” 之辩上作出了贡献，在其他的哲学论争上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汉人讨论的最热烈的宇宙形成论问题，到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那里便发展为本体论上的的 “有无 (动静)” 之辩;“形神”之辩继续着，受到了更多方面的考察，后来由南朝范缜作了批判的总结; “天人” 之辩也继续着，特别是关于 “命” 和“遇” (必然与偶然)、“命” 和 “力” ( “天命” 和 “人力”) 的争论，把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了。另外，这时期的玄学家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例如何晏、王弼是“正始名士”，阮籍、嵇康、向秀是“竹林名士”。这些名士都善于写诗作文，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当时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关系很密切。哲学上关于“有无”、“动静”、“形神”、“言意”等问题的讨论，同美学、艺术理论密切联系着，体现了庄子的传统。这也是这一时期哲学的重要特点，它是和玄学分不开的 (冯契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