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贵州民俗的嬗变

秦汉以来，贵州民俗一直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因贵州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中原文化在贵州并未取得主流地位。直到元明清时期，中原文化才全面传入贵州，对贵州各民族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元朝统一中国后，创建行省制，今贵州地区分别隶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元承袭了唐宋对贵州统治的“羁縻政策”，在原有羁縻州县的基础上，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安抚司和长官司及一部分土府、土州、土县，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史称“土司制度”）。由于统治力量的加强，加上之前各朝对贵州开发所积累起来的成果，贵州各方面条件大为改善，民族交往、文化交流开始频繁起来。元代以前，贵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人口不多，但元朝建立后，汉族人口大量移入贵州，数量超过了少数民族。与此同时，白、回、蒙古、满等少数民族也不断迁入，打破了既往的民族居住格局。原来因少数民族多而使汉族“变服易俗”，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并被视为“夷蛮”的一部分。明后，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日渐加强，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吸收汉族民俗。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通过移民传播到贵州，贵州的生产技术和农具使用比前代有了明显的改进。从布依族宗教经典《摩经》中可知，贵州地区很早就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刀耕火种仍是这块土地上占主导地位的耕作方式。从明代开始，大部分地区逐渐普及牛耕，并达到了一定水平，如在普安州，“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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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如铁铧犁、铁锄、铁钉耙、铁镰刀、铁翻锹等也被居住在坝子和丘陵地带的人们广泛使用。仅黔东南、黔西南一些地区，耕地技术还比较粗放，威宁、归化厅（今紫云县）、古州（今榕江县）等地仍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山区还使用“木刀”从事生产。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铁制家具，冶铁业发展了起来。一些城镇和乡村有了专门打制铁器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主要制造铁铧、锄、耙、镰刀、斧等生产工具以及铁锅、釜、剪、刀、针、锥等家庭生活用具。

在灌溉民俗方面，居住在坝子的人们，多修渠引水灌田；而居住在山区的人们，则根据地形和水源情况，利用戽斗、桔槔、水筒、水车等灌溉工具来灌田。戽斗又叫“笆斗”，形似深箕，两旁系绳，两人对面站着用力拉，提水上岸灌田。桔槔类似提灌工具，坝子地区用得较多。

农作物的种植，田坝多种粘稻，坡田多种糯谷，坡地则种植玉米、燕麦、黄豆、小米、高粱等。清代广泛种植油料作物，如菜子、桐子、[XCHAR[R200902015_TM.b77447]]子（乌桕）、茶子、白蜡等。另外，棉花、茶叶、烟叶、麻、靛和漆也普遍种植。

贵州境内沿江地区都产棉花，一些农民利用自种棉花纺纱织布，从事家庭手工业。贵州各族妇女均擅长纺织，织出的布虽都是粗布，但已有不同品种，如安顺生产的“顺布”（又称“唐家布”）就分为“五色扣布”、“紫米花布”、“搭连布”、“椒花布”、“羊毛布”、“棉绒”等。黔东地区的纺织业也达到了相当水平。据《洞溪纤志》载：“苗锦大似乞布，巾?尤佳，其妇女衣缘领袖，皆缀杂组，藻彩云霞，谓之花练，土俗珍之。”清代前期，出现了著名的侗锦，“锦用木棉线染成五色织之，质粗有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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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纹饰有花木、鸟兽、器物等。贵州少数民族还有形式多样的花带和刺绣，花带用棉纱或丝线编织。妇女服饰和床上用品中的刺绣，纹饰有人物、花卉、鸟兽等，色彩鲜明，制作精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贵州的苗、布依等民族都擅长蜡染工艺。其方法是：用铜制蜡刀蘸蜡液（作为防染剂）在白布上绘成图案后，将布放入以靛为染料的染缸中浸染，蜡液凝固在布上，染料不能渗进。染后用沸水煮去蜡液，洗净晒干，便出现各种蓝底白花图案。还有一种称为“扎染”的，即先将白布缝成各种花纹，放在染缸中浸染，然后将密缝的部分拆开，也会出现各种图案。蜡染图案主要有蕨菜、刺藜花、旋涡纹和水波纹、连锁纹等。

贵州各民族还擅长金属工艺，银饰制作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铜鼓是各族所用的战鼓和乐器，至今仍在使用，被视为神圣之物。

在酿酒习俗方面，贵州各地都喜酿制和饮用米酒，较著名的有茅台烧、刺藜酒、咂酒、夹酒等。

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牛、马、猪、羊等。牛、马、羊常作为缔婚的聘礼，并以多为荣。牛还当做牺牲，用于祭祀祖先。马不仅用于驮负重物，还是贡品及市场上的商品。各地普遍饲养鸡、鸭、鹅等家禽，一些地区农民从事渔猎以补充生活资料之不足。

这一时期贵州农村出现了定期集市。各地集市场期不同，多以十二地支命名，如“牛场”、“马场”、“鸡场”、“猪场”、“狗场”、“羊场”、“兔场”、“鼠场”等，这些场期后来转变为地名。据周春元等编著的《贵州古代史》载，贵州大多数农村集市在进行交易时，用饭碗计粮，四小碗为一升；用手量布，拇指至中指间的距离为五寸，称为“一杈”，两杈为一尺，两肘为四尺；用拳量牛，高十三拳者为大，齿少拳多者价高；用类似尺的木棒比马，比至放鞍处，按高低来定价格。改土归流后，才使用升、斗、秤等度量衡。贵州少数民族贸易很讲信用，呼汉商为客，“俗无文契，凡称贷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剖而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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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开始采用农历，以之取代古老的自然历法。过去各少数民族或以九月或以十月或以十一月、十二月等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并按二十四节气进行农业生产，以十二生肖和干支推算年月和甲子。

贵州少数民族都具有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石工工艺、木工工艺、竹编工艺、漆艺以及金属制品工艺等都具有很高水平。明清以后，随军而来的有大批汉族匠户，把各种手工艺技术带到贵州，促进了贵州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茅台酒、大定漆器、玉屏箫笛、思州石砚等名优产品。

元明清的贵州建筑，具有代表性的要算侗族的鼓楼。黎平、古州（今榕江）、从江等地，各村寨都有，大村寨还有三四个。楼层多少不等，全为木质结构。楼内有长凳、火塘，并悬有大鼓，平时供人休息、唱歌、摆古，遇事则击鼓聚议。此外，侗族村寨附近的小溪河流上，建造独具特色的长廊式“风雨桥”（又称“花桥”）。这一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越来越多，后者学习前者建造平房居住。屋内陈设也受汉族影响，如设有堂屋、书房、客房等。但在边远地区仍盛行传统的“干栏”建筑，“人栖其上，羊犬豕畜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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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统治者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地方官由朝廷派遣取代原来的土司。“改土归流”后，进一步加强了汉族与贵州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各族习俗互相影响。如少数民族学习汉族“[XCHAR[R200902015_TM.b7746b]]发”、“肩挑贸易”，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等。

宗教信仰方面，除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外，贵州各少数民族历来信仰原始宗教。汉族虽普遍信仰道教和佛教，但原始宗教也占相当比重。唐宋以来，佛、道两教传入贵州，但仅在部分地区传播，对少数民族产生过影响，但总的看，影响不大，而且对各民族的影响也不平衡。元明以后，由于汉民大量移入，道教在贵州很盛行，很多地方建起了社祭坛、土地庙等。同时，道教在民间以各种方式传播着，民间崇拜的各种对象都被纳入道教神碉行列。与人们实际利益相关的信仰对象如门神、灶神、财神、龙王、马王、牛王、火神等，都被置于宫观庙殿。一些宫观庙宇还与行业、会馆结合，如会馆建造庙观，行业神的奉祀活动在庙观中举行。

道教与贵州各民族原始宗教融会后，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民俗现象，如黔东北、黔北一带的傩堂戏，便有着浓厚的道教气息。“傩坛”必悬挂“三清图”（“三清”即道教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掌坛师被称为“端公”、“土老师”。此外贵州民间还流行开路（为死者超度）、跳神、庆坛等活动，这些民俗现象均受道教的深刻影响。布依族在原始宗教基础上，受道教、佛教一些文化因素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的准人为宗教――摩教。

与此同时，贵州少数民族大多仍保持自己的信仰传统，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巫师，有本民族崇拜的神灵（自然神、祖先神等）及各种崇拜仪式。这种信仰传统是少数民族性格特征的重要构成因素。

元明清以来，在汉族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建房、服饰、婚姻、丧葬、节日以及民间文艺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汉族进入贵州后，在贵州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里，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习俗。屯堡人的石屋、大襟长袍、佛道信仰、地戏表演等，在贵州汉族民俗中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