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外文化交流

宋代的陆路外延几乎都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所包围，故陆上中外交通日渐疏略。而海上贸易在两宋时期勃然崛起，在宋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北宋前期，大食(今阿拉伯)诸国及回鹘等西北民族商贾通过河西走廊转贩新疆、中亚乃至印度、波斯诸地商品来宋贸易。西夏政权崛起后，河西走廊为其占据，对来往商旅课以重税、严加盘剥，致使大食诸国商人大都改由海路来宋。而中亚、新疆诸地商队改道由于阗(治今新疆和田)经约昌城(今新疆且末南)、大屯城(今新疆若羌东)，通过黄头回鹘迁居的柴达木盆地，抵达?厮罗政权的青唐城(今青海乐都境)，再入宋地贸易。此道一度成为北宋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干线，于阗诸政权遣使来宋朝贡也走此路。商人们从这里运进的货物主要有：玉器、乳香、硇砂、毛褐、皮革、战马、琉璃、琥珀、棉布、胡锦等;再从宋地运出金银首饰、瓷漆器皿、各种丝织品、茶叶、铜钱等。北宋后期，对青唐城?厮罗政权用兵，战乱不断，此交通路线日渐荒落。宋南部边境，与交趾(今越南北部)接界地区设有数个博易场，彼此商贸往来较为频繁。大理国(今云南)与蒲甘(今缅甸)、交趾等东南亚国家保持着经常的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的交往，如崇宁二年(1103)蒲甘国王亲访大理，双方也有几条商道。宋地商人或通过大理国与东南亚诸国有些商贸、文化交流，但路颇艰险，所以来往不多。

两宋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无论在进出口货物数量、品种之多，还是在贸易交流的国家地区之广诸方面，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其海外贸易有极大进步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较大提高，尤其是陶瓷业、丝织业、矿冶业等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进入交换领域。城镇商业的繁荣，经济重心的南移，也都促进了海外贸易。其次是宋代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长足进步。其东南沿海诸港都有较大规模的造船工场，海上航行商船的载重量一般有二千石至五千石，并可乘载数百人。指南针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海上航行的准确性和安全感，是宋代突出的科技成就。再者，鉴于海外贸易对宋政府来说是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尤其是南宋，所以宋统治者对它较为重视而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专门设置了东南诸港的市舶司机构来具体管理。当然，与宋来往的海外诸国，也同样需要经济、文化交流，一些国家对中国商人都给予热忱接待。

海上航路，一般来说，明州(今浙江宁波)、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西)、泉州、温州诸港都可与高丽(今朝鲜)、日本往来;而与东南亚、印度、西亚诸国的往来主要在广州、泉州二港。东南亚与宋交往的国家主要有：交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真里富(今泰国南部)、蒲甘(今缅甸)、佛罗安(今马来亚的巴生港一带)、渤泥(今文莱)、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蒲端(今菲律宾班乃岛)、丹眉流(今马来半岛洛坤)、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炅婆(今印尼爪哇)等国。其中三佛齐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咽喉要冲，为各国商舶的重要中转站，与中国各港来往更为频繁。从广州、泉州出发至三佛齐，顺风只要二三十天，在这里(或在其西北端的兰无里国)等候信风，再西向航行三十天可至细兰(今斯里兰卡)和故临国(今印度西南海岸奎隆)。宋与印度半岛沿海有商贸交易的国家还有：南毗(今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注辇(今印度东南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古吉拉特地区)等。在故临或需换船，再经三十天的印度洋航程，可至麻离拔(今阿曼的木尔巴特)。麻离拔为大食诸国一港湾外贸中心国家，由此出发，陆路可达大食各国，如麻嘉(今麦加)、白达(今巴格达)等，直至东非、欧州诸地。商舶也或可由海路直达波斯湾各港和东非诸国。

与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不下五六十个，其形式主要有二：一是国家间以交换礼物形式出现的“贡”、“赐”贸易，二是由各类官、私商舶进行的一般贸易。据粗略统计，进口货物的品种在三四百种以上。大约可分十大类：香料包括沉水香、龙脑、龙涎、乳香等;药材有人参、没药、芦荟、血竭等;纺织品如吉贝布、胡锦等;金属制品包括金银铜铁锡及其首饰、器皿;珠宝有珍珠、玉石、猫儿睛等;动物及其制品如象、犀、珊瑚、翠毛和齿角皮革;食品包括槟榔、椰子等各类果品;木材有乌?木、麝香木、日本杉木等;矿产品如硫磺、琉璃、水银等;手工艺品更是种类繁多，如刀、扇、纸、墨、席等;其他还有黄蜡、苏木等杂物。其中香药的数量最大，约占全部进口货物的三分之一。出口的货物也可分为八类：锦、绫、绸、缎各色丝织品;白瓷、青瓷、刻花瓷等各类陶瓷器具;金银首饰、器皿诸种金属制品;漆器、竹木器之类日常生活用品;酒、茶、糖、果等农副产品;数十种各类中药材;包括佛、道、儒各家、历代的汉文书籍，还有钱币、文具、乐器等。其中以丝织品和陶瓷器数量为最，唐朝海外贸易以丝织品为主，而宋代则瓷器也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宋代陶瓷业的全面发展，各名窑所产的各类精致瓷器风靡东南亚，直至印度洋各地。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中外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各国使节、商人络绎来往中，加上海外蕃客大批来华“住唐”，及中国商人、水手也开始逐步侨居外国“住蕃”诸情况，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加深了友谊和了解。宋人对东南亚、南亚、西亚及至东非、欧洲许多国家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气候物产、宗教习俗等进一步熟悉。宋廷在都城及各港修建了一些馆驿专门款待各国使节和商人。并规定：凡外国使节来访，有关官员需询问其国邑、风俗、道途诸情况以记录在案，并图画其衣冠人物，一式两份，一进内朝，一进史馆，故许多内容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得以保存一二，宋人笔记也时有记载。一些担任市舶司官吏、外国使节、边境地方官之士人也据其所见所闻，撰写了专门著作，如《诸蕃志》、《岭外代答》、《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保存了十分可贵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有关资料。宋人还曾编绘有《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对世界地理也略具轮廓性认识，可惜已佚。

宗教方面的交往是当时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课题。宋时东南亚及印度诸国佛教盛行，各国蕃僧互访求法之风日盛，来宋的蕃僧见于记载的已难计其数，去印度诸国取经的宋僧也为数不少，来往中传带大批经卷，翻译注释经文等成果亦颇可观。而日本僧人来宋接受禅宗，高丽僧人由宋传入天台宗，许多僧人还传带算学、医学等书籍，及用赠献工艺品等方法交流着各方面文化。西北喀喇汗王朝在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中，首先皈依伊斯兰教，使该教势力在中国西北地区逐步扩展。随着大批阿拉伯蕃客来宋在各港口定居，伊斯兰教在宋东南地区也影响日增。另外，与宗教有关的雕塑、绘画、建筑诸文化的交往也十分突出，宋各地的一些宗教寺院，也在各国僧人、教徒的捐助或主持下修缮完工，著名的有伊斯兰教泉州的清净寺，扬州的仙鹤寺;佛教泉州的宝林寺，明州的天童山千佛阁等。不少寺、塔是中外建筑艺术交流的结晶，成为文化史上的艺术珍品。

随着商贸往来，许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也全面展开。香药的大批进口，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学的药典，宋人医书中记载以进口香药为原料制成的汤剂和成药，不下二三百种，大大超过了前代医书。各种香药也用作食品而掺入中国人的食谱中，成为饮食的重要调料。各种中药材的成批外运，也对各国医药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各国手工艺品的交流也十分有价值，如高丽的白?纸、松烟墨，日本的折扇、刀剑，大食的宾铁、琉璃器等的传入;而宋的瓷器、织锦工艺等技术的外传，都有利于各国手工业的进步。中国的瓷器制作，不但高丽、日本、交趾等近邻国家学习，连远在非洲的勿斯里(今埃及)诸国也有工匠在大批仿造。宋传入临近高丽、日本、交趾等国的各类书籍及绘画、书法作品，更进一步弘扬了汉文化。喀喇汗王朝的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编撰的《突厥语大词典》，也是宋代西北民族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杰出成果。尤其是中国印刷术、造纸、火药、指南针诸重大发明，在两宋时期借助阿拉伯人西传，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中外文化交流对宋代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丝织品、瓷器、金属制品等在海外的畅销，不同程度地刺激了两宋有关部门的生产。同时，一些进口物资也为某些手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料，如苏木、紫矿对丝染业，硫磺、牛筋对兵器业，木材、琉璃对建筑业等。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促使宋代远洋船业的数量与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商业也因此而进一步繁荣，由于许多舶来品成为当时人民尤其是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各地商人也必然转贩经销。一些高级奢侈品的大量进口，助长了统治阶级的挥霍和腐化，香药除应用于医药、饮食、卫生诸方面外，宗教迷信和各类祭祀活动中都已不可或缺。最后，市舶司的收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不断增加，至南宋时其岁入已达二百万缗，几占年度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对国家财政不无小补。而钱币的大量外流，也对宋代钱荒，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影响国内金融与物货的平衡关系。

总的来说，宋代中外文化交流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促进了宋代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发展，增进了宋与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